粮食市场的操纵与危机的心理预期。世界粮价上涨与粮食生产、贸易的垄断关系密切。在粮食产量上，美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居垄断地位，仅美国，粮食年出口量占全球份额常年稳定在35%左右，其中小麦则高达60%。美国和南美的巴西、巴拉圭、阿根廷大豆总产量超过世界大豆产量的90%。目前，世界上四大跨国粮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垄断着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粮食生产潜力也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美国的粮食政策直接影响国际市场粮价的高低。值得注意的是，粮食危机与金融危机一样有类似的“自我实现”效应，即危机的酝酿、生成到恶化与人们的心理预期密切相关，心理预期的恶化带来危机的不断恶化。当生产减少、储备下降、价格上涨，以及随之而来的粮食禁运、出口管制、限额购买乃至社会骚乱等负面消息不断被报道后，人们的恐慌心理就会与日俱增，由此导致争购与价格不断上涨的恶性循环，粮食危机也因此不断升级。
粮食危机触及系列危机
有专家认为，从长期来看，粮价将会逐步趋于稳定，因为高粮价会引导生产国扩大种植面积，最终拉低价格。但联合国粮农组织初步预测，粮食高价态势可能至少持续10年。6月初在意大利召开的世界粮食高峰会议，因为回避了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生物燃料生产以及跨国粮商市场操纵等关键问题，所以众多发展中国家认为，峰会没有给世界粮食危机的全面解决带来契机。
穷国社会危机。面对粮食危机，穷国及穷人首当其冲。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穷人食品消费占收入之比最高达75%，食品价格上涨对贫困人口的生活构成沉重打击。高涨的粮价正使一些贫困国家面临饥饿威胁，并导致社会动荡，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前景堪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调查显示，全球营养不良人口有8.54亿，其中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就达2.06亿。今年以来，喀麦隆、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科特迪瓦等多国相继发生“粮食骚乱”，造成人员伤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警告，对于那些购买力较弱、难以确保粮食稳定供应的穷国来说，粮食问题很可能引发地缘关系的紧张，在极端情况下会导致战争。
富国道德危机。此轮世界粮食危机，发达国家难辞其咎。一些发展中国家忽视粮食生产，与发达国家鼓吹自由贸易密切相关。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产粮国受“比较优势”的诱惑，将稀缺的耕地转向种植高收益农产品或工业用地。但是，国际市场是发达国家（金融寡头）操纵的市场，他们通过不断高涨的粮价，拿走了穷国在“比较优势”下获得的新增收益。富国不断增加补贴，用种植粮食的土地去种植生物燃料，鼓励本国的汽车与穷国的百姓争夺口粮。世界粮食出现危机，一些富国虽承诺增加粮食援助，但只是杯水车薪。与此同时，美国不仅坚持发展“机器吃粮”的生物能源计划，而且公开指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繁荣应当对全球食品价格上涨负责。冷战时期，粮食曾是西方国家应对苏联阵营的政治武器。如今，国际社会越来越担心，发达国家似乎正在还原粮食的政治武器特色，以应对越来越“离心”的发展中国家和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
国际秩序危机。世界粮食危机表面是市场供求紧张引发的价格危机，实质反映的是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危机。不久前，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指责，全球粮价上涨体现了“资本主义体系历史性的溃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粮价危机如果不及时解决，将会使国际社会过去7年里的脱贫努力毁于一旦。面对世界粮食危机，联合国粮农组织心有余而力不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只能基于人道主义立场进行口头呼吁；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其中心议题正在于农业补贴）久拖不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七国集团”的国际经济协调早就力不从心，不断需要新兴大国协助。诸多迹象显示，国际多边机制正陷入危机，区域与双边合作由此兴起。
当然，问题并不都是悲观的。为应对世界粮食价格不断上涨态势，近来欧盟决定从改革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着手，取消先前对生产不必要的限制；西非经济货币联盟表示，将采取联合行动，大力资助西非地区的农业项目，维护地区粮食安全；东南非共同市场也呼吁成员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粮食产量，等等。粮食危机会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从战略高度关注粮食安全，通过挖潜革新增加粮食生产与储备，完善流通、配送体系，从而使未来的粮食安全更有保障。尽管国际多边体制面临危机，但区域与双边合作在粮食危机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粮食外交”日趋活跃。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者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