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单独的养殖风险很大，养殖业不是越大越好，而必须根据地区的情况采用适度规模的养殖方式。投资人要进入此行业，需要有相关的产业链作为依托。”王航说，这样就能解释，为何外资投行会涉足养殖业上下游产业链。
的确，高盛在有了双汇和雨润的肉类加工企业以及成熟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后，向上游收购养殖厂已无后顾之忧。加上对原材料期货市场一定的把控力度，产业链的依托可谓完整，所以它敢于全资收购。在姜华看来，德意志银行同样在整个农业产业链方面进行拓展，其战略投资的灵活性使得他们可以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
资本图谋：农业盛宴退出容易
“目前外资基金投资策略出现变化，日趋理性，争做天使投资家，投资重心向前期项目和受宏观经济影响小的行业转移。”在资深私募股权融资法律专家李磊看来，生猪及其所在的农业链条毫无疑问是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小的行业。“ 如果存在较为长期持久的利润，进入还来不及，何必急着退出？”
李磊告诉记者，一般来说，私募股权资本(PE)进入一个企业之后，典型的退出途径有两种：一是上市，二是并购。企业成功上市，往往意味着股权的超值溢价，也标志着私募股权资本又一个成功项目的诞生，有助于打响PE的品牌。而并购，则意味着更少的成本，更短的操作时间，更恰当的时机，有时也是更隐秘的操作。
如德意志银行对一些农业企业的介入，就是希望帮助企业实现海外上市的目标。而高盛则是全资收购养猪厂，其目标可能是要控制某个基础产业链，与传统PE的操作手法有很大不同，这也就意味着其并不急于退出。
李磊告诉记者，即使到了需要退出的时候，可能仍存第三种路径：如金蝉脱壳等。
典型的金蝉脱壳的方式就是将生猪在养殖厂直接进行交割，当然，这有赖于中国最终推出的生猪期货的相关规定。据记者了解，2007年开始，“生猪期货”已经开始提上我国大宗商品期货交易所的推出日程。作为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国与消费国，“生猪期货”的推出将可以避免生猪价格的大幅波动，并加剧行业内的规模经营和行业间的纵向整合。
“市场不好时，资本可能会突然抽离，需要说明的是，国际资本控制农业产业链，并不一定是在国内赚钱，很有可能是通过对产业链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在海外获得相应的收益，如原材料的收益，或出口产品的收益等。”李磊说。
PE逐利 中国须保农业安全底线
屈丽丽
2008年7月31日，围绕农业与非农产品(20.32,0.07,0.35%)市场补贴与市场开放问题长达7年之久的多哈谈判再次破裂，由此，在粮食危机袭扰多国的今天，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成了各国死保的底线。
在各国各种死保农业的背景下，外资对中国农业的大举进军，是机会还是风险？
外资逐利本性
对于“高盛养猪”的利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说，必须辩证来看。
“预计高盛将定位于高端猪养殖和屠宰，这可能引起国内普通猪肉的价值发现，引领国内猪肉价格上涨。但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猪肉浪费；强调品牌、绿色、有机、品质、口感等；有助于形成一个现代养殖场和产业化的示范,摆脱长期以来家庭养殖的弊病,向现代养殖业方向发展。”
在曹建海看来，外资进入同样有利于农村非耕地地价上扬，形成城市、乡村合理的地价比例关系，只是这样的结果是以通货膨胀为代价的。
“金融企业控股中国基础产业，虽然在一定时期有利于投资增加，引进先进的养殖技术，但可能引起过度炒作，价格控制，资金骤然撤出会给中国带来食品危机，这些要充分估计到。”
对于中国农业潜在的相关风险，国际资深投行人士辜勤华进一步解释说，“关键是不能把粮食及其他非农产品(肉禽蛋奶等)这些涉及国家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产业让国际资本拿走，国际资本惯常用炒作高利润、高回报的操作方式来影响产业的发展，久而久之，本国的产业就会失去竞争力。”
辜勤华提醒，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农村精锐劳动力人口向城市转移，已经使我国从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逐步向依赖外国农产品进口的方向演变。2008年，我国粮食进出口首次出现逆差，给了国人一个警醒的信号。
“现在，60%的大型的大豆加工业已经被外资控制了，我国也成了每年大量进口大豆的国家。而在非农产品市场上，以奶业为例，虽然都是在本国生产，本国销售，但实质上，奶牛及奶制品的加工技术我们都严重依赖国外。相当一部分利润已经被国外拿走了。”辜勤华说，尽管从8月1日开始实施《反垄断法》，但由于农业相关产业的集中度并不高，所以不能对外资进入实行有效的监管。
“农业问题或农业危机会把整个金融系统，整个经济体系一并拉下水。而如果换位思考，我们拿着钱到美国，到欧洲去收购他们的农业，根本无法进入。”辜勤华说，由于相关的农业保护政策，以及国家良好的农业补贴与福利计划，欧美的农业企业主或农场主几乎没有出售的意向。
不过，辜勤华表示，“资本以‘养猪’为起点，向整个农业产业链延伸渗透，并借助与资本市场的结合，打通价格通道，通过控制产业链来获取超额利润与丰厚回报，是资本逐利的本性使然，只要资本的运作合规，就不存在恶意与否的问题，也不能将风险归责于资本。”
决策部门须警惕风险
“但是，政府决策部门必须警醒，了解风险的根源所在，通过制订不同的政策，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同时化解和防范潜在的风险。”辜勤华说。
对此，辜勤华给出了三点提醒，他认为，中国农业最大的风险在于农业生产方式落后，靠天吃饭。一旦出现大的气候危机，问题就会陡然而现。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目前工业发展迅速，温室效应增加，自然环境变得很不正常，加上农村人口向城市化的转移，中国迫切需要在政策链条上加强对风险的防范能力。
“其次，中国农业正处于急缺资金与技术的发展时期，外国投资者看到了机会，首先下手，掌握了资源性产业，除非我们以更高价格买回，否则很难回转。因为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与中国都签有‘保护双边投资协议’，这等于是为他们的投资上了保险。即使我们之后的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做出调整，也不会溯及既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