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模式直接的经济成果已开始呈现:奥运期间“镇域经济促进团”的果品营销团队参与了该镇大桃品牌的整个营销和宣传策划工作,现在其品牌价值已从之前的2元提升到6元每斤。赵部长认为团队的作用功不可没。
这种团队模式在马坊镇的名字是“新农村服务小组”,在其他一些乡镇也得到鼓励。平谷区人事局村官办副主任胡连升总结这种模式的价值在于激发团队合力,让大学生村官变成了一种汇集的人才力量、发展策划团队,为新农村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但由于姚振文们大部分面临合同期满的出路问题,团队的前景也存在不确定性。
政策优惠的现实落差
推动大学毕业生进村的政策因素至关重要。
平谷区人事局村官办副主任胡连升告诉本刊记者,2005年平谷区率先在北京市各区中开始招聘大学生村官服务新农村建设,为此开出了一系列优惠条件,包括年薪参照初级公务员标准确定为3万,应届非北京生源毕业生解决北京市户口等。区财政全额支持了聘用这批村官的经费,并提供“五险一金”。
如今,整个平谷区新上岗的08届大学生村官达220名,规模大大超过往年,“村村有2名大学生”的目标如期实现。2008届平谷村官的招录取比例已超过10:1,村官招聘也是优中选优,竞争激烈。
2006年,在平谷试点成功的经验基础上,北京市提出“3年内招录8000名大学生到农村”的工作规划。
在村官待遇上,胡主任认为“平谷区的政策要比市里的优厚,市里推行的政策要比全国优厚”。如平谷区05届村官当年签合同非北京生源的户口即可迁到北京,而06届北京市招聘的则需经过2年考核,条件合格后方能解决户口。
但户口和工资待遇仍然不是决定性的。大学生村官论坛上一个关于“加入大学生村官队伍目的”的调查中,45%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进入编制,加入公务员队伍”一项。
镇罗营镇玻璃台村村官宋小娜是北京市第一批村官之一。她坦承:“想着3年工作以后,应该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进入正式编制。”但情况并不如她想像那样顺利,“一直被许诺会有一系列优惠政策,谁知合同到期后,真正的选择只有续签或者自主择业。”
平谷区委组织部、人事局今年4月下发的05届村助理安置文件中规定:合同期满的村官参加7月平谷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面试成绩加3分,被评为市、区级的优秀大学生村助理再分别加2分、1分;参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试,笔试成绩加5分。
多数村官认为,这样的有限政策倾斜,并不能保证拥有3年农村基层经验的大学生村官获得优先选拔。北京市平谷区东鹿角村大学生村官张晓鹏参加了三次公务员考试,一直未能通过。
今年7月,05届平谷区第一批公开选拔的32名村委会主任助理正式合同期满。目前,7名村助理考上了北京市公务员,2名进入事业单位,3名选择了自主择业,其余20名村官选择续签一年。
宋小娜说:“选择续签是没办法,没有别的出路。”稍可安慰的是,她的月工资比之前提高了500元。
扎根农村的身份疑难
连续3年大批量的招聘让续聘村官感到“扑面而来的紧张气息”。05届优秀村官杜鹏在采访中急着向随本刊记者而来的区村官办人员询问北京市的新政策。
区村官办透露,明年北京市将拿出100个公务员指标,面向大学生“村官”进行招聘。但这100个指标相比全市 8000名村官,只是杯水车薪。“竞争太激烈了,”杜鹏感叹。
一个最明显的不利形势是,中央大的政策背景是乡镇机构编制五年内只减不增。
“我们想留,可能因为政策留不住”,镇罗营镇委组织部部长赵顺河认为,在编制限制下,村官想留在乡镇、农村不太现实。如果他们最终离开农村进入企业、公司,3年的基层经验又付之东流,反而身居劣势。“现在要再出去找与自己当年专业相关的工作也很难,因为学的东西已经捡不起来了。”马昌营村村官贾玮如是说。
东店村06届村官李丰蓉,是平谷区少数几个选入村党支部委员的大学生村助理之一。按照规定,村官的任期只有3 年,支委的任期则是5年,面对这样的矛盾她表态明确,“只要农村还需要我,我愿意留在农村。”
这种热情却面临现实阻力。村官合同期满后想继续留在农村服务,面临谁来发工资的问题。平谷区村官办表示,续签是一个过渡性政策,村官只能续签1年,不可能无限期续聘。而目前村官的工资两三倍于农村村干部工资,东高村镇西高村书记李福成坦言,虽然村里亟需专业知识人才,但如果没有上级财政支持,以村里的实力,他们确实也养不起大学生村官。
在各种大学生村官论坛上,出路和前途是被讨论最多的话题。不少人忧虑随着大学生村官数量递增,就业压力将在两三年后集中爆发。
“走马灯”的吊诡
前途不明朗影响到新村官的就业热情。08届新助理陈国栋告诉本刊,他的一个同学在几星期前已经选择离开,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拿到北京户口本来是陈国栋选择当村官的初衷,但他认为“现在看来,户口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他正在考虑将来是否应该回家乡广东寻找更多发展机会。
对于大学生村官的流动,平谷区人事局副局长侯成江明确表示,“村官不一定在农村留住多少,这种管理是动态的, 必然有走有留。”但东高村镇西高村支部书记李福成对此感到忧虑,他认为大学生村官如果沉不下来,来一拨走一拨,对新农村的效用将大打折扣。
“培养一个大学生村官的成本要比一个公务员高30%,”平谷区人事局村官办副主任胡连升向本刊表示,“村官是国家政策向农村倾斜加大投入的一种方式,可以说是不计成本。”
这种不计成本的投入带有某种初衷与手段的悖论:一方面农村需要大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另一方面推动和吸引这些人才下乡的却是政府手中的公务员编制资源和薪金。一旦大学生们发现难以进入体制内,离开是必然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