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里，中国农村发展有26年与“公社”一词密不可分。那时，公社是农村最普遍的制度模式。
而在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农村则是和“包干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紧密相连的。直到现在，中国农村依然还在实行这项制度。
人民公社的肇始之地，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县的?岈山镇（2009年刚刚由?岈山乡改成?岈山镇）。1958年，我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在此诞生。经历过26年的时光，直到1983年，?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改为?岈山乡。1978年，距离?岈山千里开外的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18位因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生产模式而饥饿难忍的农民摁下鲜红的手印，开始尝试“包干到户”的生产模式。
“吃食堂”、“闹饥荒”
9月初，随着一场秋雨的到来，河南省驻马店市秋意渐浓，天气一下子凉了起来，人们都加上了外套。从驻马店市区往西北方向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岈山镇。沿路记者看到，大部分玉米被秋雨浇得倒伏在地，人们正在抓紧时间收割庄稼。
当年的?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旧址，就坐落在象山脚下。在旧址院内，记者见到一幢坐北朝南、双面两层砖木结构、青砖墙面、红瓦铺顶的办公楼。刚从玉米地里回来的义务守护人周留栓告诉记者，这座楼始建于1958年10月，当时是整个遂平县最高的楼房，当地群众习惯性地称之为“大楼”，其作为公社办公楼一直使用到1983年。
64岁的周留栓是?岈山镇周楼村人，2004年退休，此后一直从事人民公社旧址的保护和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在他的房间，记者见到了有关人民公社各个时期的详细资料和图片。
有工人正在对老楼进行复原和整修，记者依稀能在墙上辨认出毛主席的画像和当年的标语。周留栓告诉记者，去年?岈山乡政府从这个院子搬迁到了新的办公地点，这里准备搞旅游开发。
周留栓至今仍然记得十分清晰，“1958年4月20日上午，13岁的我正在遂平县周楼村初小上课，老师向我们宣布了一条消息：‘转大社了。’回到家里，母亲已经做好了晚饭，父亲兴奋地说着晚上要去参加‘转社大会’。”
所谓“大社”，就是把当时遍地开花的农业初级、高级社合并在一起，组成大的农业社，目的是协调生产中的矛盾，从而加快农业发展。其中的深意，当时别说是周留栓，就连他的父亲也不全明白。
周留栓记得当时有个顺口溜描绘了“大社”的美好前景：“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使的是洋犁子洋耙，路上的喇叭会说话，苏联有啥咱有啥”。
入“大社”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社里交东西。周留栓记得，“交了一头牛，一个耙，父亲把家里的大件物品都交给了公家。随后，家里的余粮也变成了公家的。后来，锅碗瓢勺都交了出来。”
随后便开始吃“大食堂”。?岈山镇上的老党员邱宝林依然记得，“‘大食堂’开始前半年伙食非常好，四菜一汤，还有肉，杠子馍（长条馍）管够。当时大家觉得要是一直这样下去，那日子敢情好，真要过上共产主义的生活了。”
顺口溜再次飘了起来。“杏花村，桃花庄，八个老婆夸食堂；桂花菜，丰收汤，八宝米饭喷喷香。老人吃了食堂饭，一夜长成托天王；铁匠吃了食堂饭，三间草棚能炼钢；工匠吃了食堂饭，能叫石蟾长翅膀；干部吃了食堂饭，心中升起红太阳；工人吃了食堂饭，发明创造赛孔明；军人吃了食堂饭，狠狠打击美国狼；社员吃了食堂饭，山坡也能产米粮”。
“吃了几顿好饭后，1958年，?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放了中国第一颗‘卫星’，轰动了全国。这颗‘卫星’是小麦亩产3821斤，消息放在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上。”周留栓告诉本报记者。
紧接着就是大炼钢铁，邱宝林告诉记者，“刚开始我们看对面山上的土是暗红色，和铁矿石的颜色差不多，以为这就是铁矿石，就把山上的土拉来炼，却啥也没炼出来。后来干脆把家里的所有铁器都砸了炼钢。”
钢铁没炼成，大饥荒出现了。
放“卫星”说粮食产量特别高，国家下达的征购任务自然多，社员的口粮大部分都被征购了。再加上所有的劳力都去大炼钢铁，秋天地里的红薯很多没有收回来，烂在地里，粮食越发紧缺了。
邱宝林回忆说，1958年底食堂就困难了，“粮食不够吃了，食堂有段时间根本就不开火了，我们就只有去找苜蓿甚至是高粱叶子来吃。到了1959年，情况更为艰难，我所在的竹园村新庄大队总共才400来人，当年就饿死了80多人，活下来的连抬尸体都没有力气。”
几乎和?岈山的情形一样，远在安徽凤阳县的小岗村也在不久后把田“拢起来”，吃起了“大锅饭”。80岁的贾招英告诉记者，把田“拢起来”之后，几个庄子的人合起来一起干活，一起吃饭。“每天干活要走四五里路甚至七八里，时间都浪费在路上，尽管都一块干活，但大家都不出力，有的甚至在田埂上睡觉。你说这样产量能高吗？1959年、1960年两年更是碰上了自然灾害，从小麦收下来到水稻收下来那么长的时间，队里每人才给8斤小麦。”
现任小岗村副村长、当年冒死“包干到户”的“18老”之一的关友江告诉记者，“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光小岗村（那时实际上还只是个生产队，只有105口人）就饿死60多人。此后1961年食堂解散，1962年分田到户，种一季后又‘拢’起来，继续搞公社式的生产模式，种的粮食不够吃，每个劳力最高的一年没有超过两毛二的工分，平均1个人1年能分到100多斤粮食就很不错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1978年。
“大包干”、“大丰收”
“吃不饱饭，就去要饭。年龄大的去要饭还可以，年轻人去要饭羞也羞死了，但这是由于制度的原因才吃不饱饭，不是我们不肯干活的原因。”关友江说。
为了吃饭，大家开始想办法。“我们一个队，先分成两组，接着两组分成4组，4组分成8个组，基本上每组就是一家人或是亲戚了。”关友江回忆说。
但这样做肯定是不能让外面知道的，于是就有了31年前那个冬天18个人摁手印的故事，大家赌咒发誓，杀头也不能对外面讲。
“最后就这样干起来了。”关友江告诉记者，结果，当年小岗村家家大丰收。“那时家里都没有多少堆放粮食的地方，家家户户都只能把粮食堆放在外面，全村都是粮食。在生产队的时候公粮交不起，包干后差不多完成了上10年的任务。”
关友江告诉记者，1979年，即“大包干”的第二年，小岗村农民人均收入由22元猛增到400多元，全队粮食产量达13.2万斤，相当于1966～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1980年，队里产花生3.5万斤，油料1万多斤，稻子19.9万斤。“花生达到了700斤一亩地，以后再也没有过。”
之后，小岗村的经验得到中央的肯定，并迅速在全国推广。
5年以后，?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改名为?岈山乡，原?岈山人民公社办公楼停用。转变观念后的?岈山人民也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农民的积极性如火山爆发般喷薄而出，?岈山人民也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
大“变化”、小“落寞”
实行包产到户几十年后，无论是小岗村还是?岈山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过?岈山镇党委副书记秦巍坦言，“和30年前比，我们和自己来比，确实是发生了巨变。但要是和沿海地区的农村比较，差距还是太大了。”
在?岈山镇，记者见到，这里超市已有五六家，家具店有5家。已是家具店老板的邱宝林告诉本报记者，“如今我们这里的农民也都过上了好日子，你看农民家里的房子装修得都不错，买家具都要买好的，差的还不要呢。”
?岈山镇党委书记曹渊告诉记者，今年1~6月，全镇实现生产总值1.49亿元，同比增长15%；完成一般财政收入91万元。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约为3500元。
小岗村的数字，则要比?岈山高不少。小岗村党支部书记许浩告诉记者，2008年，小岗村农民纯收入达6600元，同年安徽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761元。小岗村的人均纯收入比安徽全省平均水平高出39%，比2003年翻了3倍。
即便如此，小岗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来看，也不算突出。2008年，山西大寨的年产值达到3亿元，人均收入1万多元。而江苏华西村2007年的人均纯收入已超过8万元。2008年，华西集团公司完成销售500个亿，实现利税30亿元，相当于华西村人均向国家交税40万元。
凤阳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郭如亮告诉记者，小岗村前几年不仅无法和发达地区的农村比，即使在凤阳县境内看，小岗村的收入状况也不是很理想。
作为安徽省第二批下派干部，沈浩于2004年初来到小岗村。他告诉本报记者，当时村民的住宅基本都是上世纪盖的瓦房和平房，收入来源要么是传统的稻麦、杂粮，要么是外出打工，与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我翻翻村里的账本，到2003年底，村里欠了4万块钱的外债，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一年跨过温饱线，20年没进富裕门’，这句话说得一点不假。”
昔日的两个“明星”乡村，缘何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都显得有些“落寞”呢？
关友江向记者分析说，“农民达到温饱水平后，还小有余钱，便滋生了‘小富即安’的思想，不想谋求更大的发展。此外，小岗村没有好的地理位置，长期以来交通不便，还经常缺水。”
关友江将最重要的理由，归结在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上。“传统的种植仅仅是够吃饱饭，够维持生活，要想富裕起来却很难。”
在?岈山镇，长期从事单一的传统农产品种植更显普遍，这种情况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生太大的改观。
曹渊告诉记者，“目前我们镇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经济总量小，产业层次低，财政增长乏力。我们的农业没有特色，工业没有支持，服务业则刚刚起步。”
邱宝林给记者算了笔账，“一亩小麦产量1200斤，一斤8毛，玉米每亩能产1500斤，一斤9毛，除去化肥、种子、浇地和犁地的成本，一亩地两季的收入也就1200~1300元左右，一年下来10亩地只能挣1.2万元，这还没算我的人工成本。光靠种粮食是富裕不起来的。”
在?岈山镇，青壮年基本都外出打工去了。秦巍告诉记者，“我们镇两万六千多人口，出外打工的有六七千人。”
小岗村的情况也一样，记者在村里一转，除了开农家乐的几户人家，几乎见不到青壮年。
小作物、大产业
意识到光靠种粮食不能致富，小岗村人开始转变思路了。
关友江回忆说，2001年，随着江苏长江村的润发集团的进入，小岗村逐步走上了另外一条发展道路。当年，小岗村7户农民将自己承包的8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每亩每年500元的价格出租给润发集团，期限20年，建立了葡萄示范园。
从2002年起，润发集团开始向农户推广葡萄种植。到2005年，小岗村的葡萄种植面积发展到了400多亩。
小岗村人尝到了发展特色产业的甜头。但他们也发现，目前还没有发展类似葡萄等特色产业的相关技术，他们迫切希望能引进外面的农业龙头企业。
“筑好巢，才能引进金凤凰。”关友江告诉本报记者，下派干部沈浩来了后，重点是先把小岗村的基础设施搞好。“我们修好了直通村里的公路，村中心大街也建好了，我们还给每户补助两万元，沿街建了两层小楼。”
在小岗村记者见到，西头伫立着由费孝通先生题字的“凤阳县小岗村”的牌坊楼，南侧农民文化广场上的“大包干书卷”颇具气势；北侧新建的白墙青瓦、徽派建筑风格的村委会办公楼、档案馆、社区医疗服务中心，俨然已是一个完善的城市社区。
筑好“巢穴”的小岗村果然引来了“金凤凰”。今年3月20日，美国GLG农产品深加工高科产业园在小岗村开工。记者9月在这里见到，这个产业园已雏形初现，GLG公司项目负责人王倩告诉记者，这个园区以订单农业为基础，并计划3~5年内以小岗村为中心在凤阳县推广种植优质甜叶菊20万亩，每年使当地农民直接收入6亿元人民币。
“一亩甜叶菊每年可以给农民带来5000元收入，而种粮食的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国庆节前，第一条生产线就要开工建设，而随着生产线的陆续开工，我们还要在当地招聘大批工人，同等条件下，小岗村的村民可以优先进厂。”王倩说。
小岗村目前所推行的重要改革就是进行土地流转，沈浩告诉记者，“在农村不论干什么，土地都是个重要问题。村民外出打工，土地利用率不高。必须用市场的办法，将分出去的土地集中起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发展现代农业，进而兴办工商业。”
对于以“大包干”闻名的小岗村来说，这种探索是个不小的挑战，也有不小风险。小岗村先后成立了食用菌生产合作社、葡萄经营合作社等专业合作社，形成了“承包制＋合作社＋互助金＋农户”的发展模式。
关于土地流转，秦巍向记者表示，“我认为对此不能操之过急，根据我们的调查，很多土地流转了后，最后都改变了种植粮食的用途。如果这样，对于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粮食安全问题是否会受到影响？”
对此，沈浩认为，流转的土地不一定非要用来种葡萄或者经济作物，最普通的粮食如小麦也照样可以种。“现在我们的状况是品种不统一，种植时间也不统一，所以产生的效益和质量有很大的差距。如果通过土地流转或者通过组织合作，通过定单农业，我们就可以种植效益比较好的小麦品种，这也是粮食的一部分。所以流转土地和粮食生产的安全应该是不矛盾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样对粮食安全和品质更有保障。”
无论是在小岗村还是?岈山，记者发现当地的干部都异常忙碌，大家都在忙着同样的事情――招商引资。曹渊告诉记者，今后?岈山的主要发展目标是建设具有人民公社文化特色、以特色旅游产业为主导、建材工业和集镇商贸为辅助、现代农业为支撑的文化名镇、旅游名镇、商贸强镇、经济强镇。
小村子、大难题
从小岗村乘坐汽车前往?岈山，沿途所见村镇无数，大体印象就是大兴土木，村子看着普遍比较混乱，沿途所见的水域很多都污染严重，难得见到清澈的水塘和河流。
秦巍告诉记者，现在农村确实普遍存在着公共卫生无人管理的状态，大家“各扫门前雪”，垃圾随处可见，一下雨便直接冲到河沟里面去。
作为镇党委副书记，秦巍深知当前农村村一级的基层组织比较涣散的问题。“村里基本没有集体经济，没有收入，而群众也人心涣散，不太听村干部的。你要召集开个会还要问管不管饭，给不给钱。”
财政对农村的投入也长期偏少。“花在城市里的多，花在农村的少。”秦巍说。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村级领导核心，很多农村基础设施交付使用后，维护维修工作严重缺失。“尽管村村都通了公路，但因为没人维护，这些路的寿命变短。”
沈浩刚到小岗村时，也意识到人心涣散是个大问题，而这都是源于没有一个团结的、有战斗力的领导核心。
对于农村的现状，秦巍、周留栓等人反倒有些怀念当年的人民公社。周留栓告诉记者，人民公社也并非一无是处，当年的很多优点还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大家干活齐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很多水利设施都是那时建起来的，当时还没有现代化工具。那时都是荒山坡，大家一起栽上树，山就变绿了。”
“最关键的是，那时人民公社承担了部分公共服务的功能，而这正是当前农村需要加强的地方。”秦巍表示。
秦巍担心的问题还在于，农村里稍有能耐的人都跑到城市去了，谁来建设农村？
沈浩刚到小岗村时，大家都觉得他是来“镀金”的。当大家看到他踏实办事后，朴实的村民为了把他留下来，把摁了手印的挽留书交到省里。
不知道这样的做法，在今天是否还能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