夯实“三农”发展基础，扩大内需增长空间。要坚持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增加涉农补贴规模，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稳步扩大农村需求，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要巩固农产品保障供给能力、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完善农业补贴和价格支持制度，保持主要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提高主要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格水平。要搞好主要农产品市场调控，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对农民创业的金融和财税支持，培育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强化乡村正常运转的财力保障，培育农村新型金融组织，解决好农村融资难问题。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培育发展专业化、市场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本报记者：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提出夯实三农基础，着眼点是不是扩大内需？
包宗顺（江苏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我觉得不是不可以这么理解，但这么理解就有点权宜之计的意味，好像就是为了应对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从整段内容来看，其关键词包括：完善惠农政策、完善经营体制、保障供给、结构调整、财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等等。因此，应仍然从全面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角度来理解中央精神。国内商品和服务需求增长潜力最大的是农村，而要将这种增长潜力变为现实需求，充要条件是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有消费能力。
我父亲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做商业管理工作，我小时候就从父辈那儿明白了一个规律――当T年农业丰收，T+1年必然商业兴旺。农民收入增加了，购买力自然增强，拉动内需也才有经济基础。会议提出的种种措施，都是为了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因此，扩大农村内需应是政策实施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原因或目的。
本报记者：国家将出台哪些具体的惠农政策、补贴？
包宗顺：我没有听说要出台新的补贴政策。但是，近些年来各种惠农补贴一直在逐年增加是事实。
本报记者：“价格支持”指的是什么？有人说今年小麦价格高于国际水平，但农民得益并不多，请问目前我国主要农产品价格究竟高不高？
包宗顺：“完善……价格支持制度”，我理解是我国现阶段实行的粮食最低保护价收购制度。国家通过设定粮食（包括大豆、油菜籽等）最低收购保护价托市，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农民增产增收，稳定粮食生产。
但这项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今年3月31日，美国芝加哥期货市场的相关价格以6.8比1的汇率计算，大致折算为小麦每公斤1.34元，玉米1.32元，稻谷1.86元，大豆2.38元。而国家制定的2009年粮食最低收购价分别为白小麦每公斤1.74元，红小麦每公斤1.66元，混合麦每公斤1.66元。临时收储中，东北粳稻每公斤1.84元、玉米每公斤1.50元，中央储备大豆每公斤3.70元。国内收购保护价与国际市场价格相比，除稻谷略低1％外，大豆高出国际市场价55.46％，小麦高出23.88％，玉米高出13.64％。
国内外粮油此种价格倒挂，产生两个严重问题：其一，市场价格扭曲，农民得不到正确的价格信号；其二，国内粮油加工企业选择大规模进口加工原料，导致国内产品滞销。这一情况，油料作物最具代表性。
世界粮食价格水平，反映的是西方农场主大规模粮食生产成本和利润率的相对合理水平，而不是中国农民的。美国家庭农场的平均经营规模是500英亩（3000亩），法国家庭农场平均规模也在150亩以上。国际市场粮价相对应是这样的生产规模，而不是我们农户平均仅3―5亩经营规模。所以，很难笼统地说，粮价高低和我国农户增收的必然联系。
今年9月在欧洲访问时我也观察到，西方国家超市蔬菜价格比我国高得多。如在瑞典超市看到，一根鲜玉米棒的售价折合人民币35元。而国内一根熟玉米棒也就卖2元，价格相差十几倍。同样，这也是由于两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劳动成本决定的，是两个不同价格体系。
本报记者：有人说，政府可以制定目标价格，但是由市场来决定价格，政府可以向农民提供补贴，以便让农民获得正确的价格信号。你怎么看？
包宗顺：我不主张政府过多干预价格或实施价格补贴，这既容易形成市场价格扭曲，也不符合WTO原则，而应在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水平、提高直接补贴水平方面多做文章。
本报记者：农村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现在国家对农村的“输血”似乎还是赶不上农民需要，请问农村金融究竟该怎么办？
包宗顺：我这里只谈一点，就是积极鼓励和优先发展农民金融合作。同属小农经济社会的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农村和农业发展经验表明，金融合作是农民合作的生命线，没有金融合作的支撑，农民其他的产供销等合作将难以维系。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农民合作社都设有信用部，而信用部盈利的60％以上用于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是合作社从事农业科研、新技术引进和推广的主要财源，是合作社为农民提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经济基础，是农民劳动合作、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营销等合作和内部结算的平台。可以说，金融合作，是“传统小农”成为有组织的“现代小农”的核心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