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要转换为城市治理
以上两节分析还不算深入。为什么大量农民实际工作日少，处于就业很不充分的状态？为什么我们把农村当成了“农民部落领地”，以致一个人不管干什么，只要他生活在那里，就被当成农民？
原因既简单又复杂。过去的制度客观上约束了自由流动。搞一套户籍制度，本来是方便服务，但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紧箍咒。人流动不了，必然有人就业不充分。农村被当做“部落领地”，也不去管那里有多少人务农，就只是不愿意用公共财政之力覆盖它。曾经，在一个城市的一条路上，一部分的路灯是城市财政掏钱安装，另一部分则要村委会掏钱安装。后者是“农民部落领地”。
问题讲透，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一大半就清楚了。城门要向农民敞开，乡村治理要转换为城市治理。农民要变成“城外市民”。具体说，要做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第一，要做一件基础管理方面的改革。必须把真正的农民与脱离农业的其他“农村”人口区别开来，国家支农政策瞄准那些真正的农民，并创造条件，使他们成长为现代专业农户。这些专业农户的收入想低也不可能。国家支农资金再不可继续按撒胡椒面的方式平均发给所有“户籍农民”。
第二，要通过劳资关系的调整，扩大非农经济部门吸收劳动就业的能力。下力气调整劳资关系，真正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严格执行现有各项劳动法规，必然改变现存劳动市场的恶性循环，使就业增加，工资水平上升。
按我的测算，到2032年，如果要使我国城市就业平均年递增率保持1.7%，并假设这个时期我国的GDP增长率为9%，那么，国民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弹性平均必须为0.19(过去十多年是0.1)。这个目标能不能达到？我看可以。美国1919年至1957年就业增长率平均为1 .89%，扣除物价因素后，GDP实际增长率3.94%，弹性值为0.48。这就是说，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国民经济对就业的拉动能力是未来中国的2.53倍！日本、德国和英国的这一数据也比我们高了许多。只要我们认真调整劳资关系，城市就业潜力会非常巨大。
第三，要改革户籍制度。在调整城市劳资关系的同时，要以户籍制度改革为重心，全面改革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迁徙的意义要远大于对其他类型群体(例如大学生)的意义，在大中城市改革的意义要大于小城市改革的意义。中央可以要求地方按照“保障公平、兼顾效率、维护稳定”的原则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但具体改革方案应由城市政府做主。改革的基本思路应是通过住房建设规划来实现人口控制规划，原则上只要公民在某城市拥有或能够租用符合一定条件的住房，就可以获得人口登记。至于什么样的住房，拥有或租用的期限多长，新居民的福利待遇和老居民如何衔接等技术性问题，完全可以相信凭地方官员的智慧能够解决得比较好。即使有的城市做得不好，其缺陷也会在城市竞争中得到修正。有条件的城市可有选择地为进城农民建造廉租房。从一些调查资料看，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改革户籍制度，大约近1亿农村人口有条件很快在大中城市落户，并且不会给城市造成任何麻烦，因为这些农村人口事实上已经生活在了城市。把户籍和住房挂起钩来，还可防止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当前房价过高的现象也可以扭转过来，除非政府不积极作为。
第四，要鼓励和规范“迁村并居”，不要强制专业农户进城，而对于脱离农业的农村居民，也不应胡乱地随便“集中”，要让他们进入真正的城市社区。这件事情我已经多次谈过，不再过多重复。
第五，要加大农业投入，改革农业管理体制，促进农业现代化。这方面的既定政策已经清楚，且成绩不小。今后政策调整的关键是更有效地使用支农资金，支持一大批专业农户迅速成长起来。
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平等化，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要我们的方向正确，事情就会逐步转好。我们该乐观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