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离奇的还在于，村民向记者提供的征地协议书原件上村民的签名和手印，经村民事后核对，发现很多村民的手印都不对，而在协议上签名的一些村民的名字也根本查无此人，纯属子虚乌有。这意味着协议并非经过每一个村民签字认可，而是有人冒名签署的。面对这样一份虚假离奇的协议，政府方面始终没有正面的回应和解释。
村民反映：耕地是村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向国家缴纳征购粮是村民的义务。手里的承包证意味着自己的权利在国家法律层面依然是得到认可和应予保护的。村民质疑，如果征用耕地的行为合法有效，就应该免除村民的缴纳征购粮任务，并且收回土地承包证，并给予村民新的市民身份和待遇，并按照当时的承诺安排就业和相应的生存保障。从理论上说，农民凭着手里的土地承包证，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要回已被征走的土地。或者可以认为，此前政府从农民手中征走的土地并没有真正改变耕地的性质，依然是农村集体所有的耕地。政府只是“租用”了这116亩土地。现在的局面只能说明，当地政府1995年的征地行为是不符合法律程序及相关法律规定的，国家赋予村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也没有得到保障和维护。
处理善后事政府应有所作为
村民们反映，自1998年以来，该村村民曾多次上访，要求政府方面妥善安排村民的就业和生活出路问题，并从政府方面卖地所得的巨额利润中拿出部分来适当补偿给村民。但一直没有得到政府方面积极有效的回应和答复。其间更发生了村民在夜间被不明身份的人从家里抓走，并在看守所被关押两个多月受伤致残的事件。
长期关注并代理过多起农村征地纠纷的北京市德渊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彭少群告诉记者，近年来，全国各地已发生多起类似的农村因征用耕地而引起的村民上访纠纷案件。究其原因，一是一些地方政府急功近利，对国家相关政策执行和把关不够严谨，虚报瞒报、少报多征、征而撂荒以及改变用途的现象比较普遍。同时很多征地补偿方案过低，侵害了农民的合法利益，致使很多农民失去了生活的基本保障，这一现象应引起高度的关注。
在福鼎市五里牌村征地纠纷一案中，土地已被征用，却依然发给农民土地承包证的“乌龙”事件并不是当地政府以一个简单的失误可以解释得通的。因为土地承包证是由国家，而不是当地一级政府颁发给农民的，具有严肃的法律效力。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当地政府对农民多年的上访也感到很头痛，一方面很难心甘情愿地将到手的巨额利润分给生活无着的农民一块；另一方面，真正让他们感到担心和左右为难的是，解决五里牌村土地补偿纠纷，是否会引起“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呢？显然，在当地类似的纠纷和矛盾并不止这一起。
不过，无论如何，依法依规，合理回应农民的诉求，切实解决好失地农民现实的生活和发展问题，是当地政府无法回避的职责和义务，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相关的政策和法律在当地是否得到正确有效的落实和执行，并且和地方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是密切相关的。
据悉，截至记者发稿时，当地政府已按每亩2万元的标准向五里牌村委会汇入补偿款。但绝大多数村民认为这一补偿标准远远不足以弥补他们的实际损失，也无法实际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因而拒绝领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