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一直非常高。像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农场主的收入80%左右源于政府补贴。不妨看一个具体的例子：2007年，中国猪肉价格飞涨，而同期德国的猪肉价格却远低于中国。原来，德国政府给每头猪补贴大约30欧元(折合人民币312元)。仅这一条，德国猪肉价格就没有涨上去的理由。而国内的养殖户，养一头猪的税费加起来就达80元左右。
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之高，服务之系统、周到，常常令我感叹不已。有这样系统的保障和严格的法律，谁敢轻易去炒作农产品呢?
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农民与中国农民的积极性，哪个更高，是不言而喻的。
相比之下，中国投机者炒作农产品的风险之小、利润之高，是顺理成章的。中国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降低和投机者不劳而获、不劳而暴利的畸形分配机制，一方面导致了财富分配机制的扭曲，一方面导致了粮食生产动力的萎靡。
发达国家长期实行工业补贴农业的政策，而我国的农业却常常受到工业的挤压，最典型的当属农产品价格的低迷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导致农民的利益受损。由于农业生产的利润太低，导致农民的积极性受挫，在一些地方，土地撂荒比例甚至在20%以上。
显然，这种现状降低了投机者的风险，是他们敢于炒作农产品的根本原因。倘若农民种粮、养殖得到更多政策扶持，获取更多收益，他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产品这种随处可见、储存成本又高的东西，谁敢轻易去炒呢?
因此，粮价上涨的根源，乃是国内粮价向国际粮价寻求对接的直接结果。中国的粮食问题不在于价格上涨速度的快慢，更在于整个粮食生产体系动力的缺失。当然，货币的飞速膨胀也是最重要的推手。要想遏制农产品炒作，一方面要必须收缩货币供应量，从源头上减小流动性，另一方面，必须给农民更多补贴和服务，让农民得到更多的收益和鼓励。如此，才能真正消除农产品的投机之翼。至于粮价本身，则应该由市场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