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供给与食品质量安全
除了通过严格市场准入标准来防范问题食品外，对于已经在市场上流通的食品而言，还需要有一套稳定的质量安全显示体系，增加信息供给。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生产者须在食品包装上标明生产中所用原料，所含营养成分的含量以及添加的食品添加剂名称等关键信息，这是缓解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基础性措施。例如，按照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标签的标识》等管理规定，用转基因大豆为原料生产的食用油必须标注原料为转基因大豆；我国《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规定，预包装食品标签应包含食品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日期等信息。这些规定旨在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与QS标识共同构成食品质量安全的信息显示体系。
在食品流通、销售中，一旦食品中的质量问题或不安全因子被甄别出来，那么生产经营者和监管机构就应该及时向市场昭示，采取措施，尽早将问题食品下架、召回，并对已经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无论以上信息是被消费者或检测机构发现的，还是生产者自己发现的，都需要构建这些滞后性信息的修正机制，以减少损失。
然而，对于肉菜等食用农产品而言，由于种植、养殖环节企业规模小，分布广，消费者和监管者很难获得有关质量安全方面的信息，容易发生食品安全事件。为此，商务部、财政部在2010年后在12个大中城市开展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建立快捷的信息供给机制，提升了监管的准确率和责任追溯的效率。应该说，这一举措有助于消费者和监管机构更快、更全面地掌握大宗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信息。在今年年初的瘦肉精事件中，正是肉菜追溯体系帮助监管者及时锁定了猪源地，为迅速破获不法分子制售瘦肉精案件节约了时间。
近些年，媒体曾多次曝光部分超市偷改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这种行为突破了食品经营的职业道德底线，用虚假的信息恶意欺骗消费者，凸显了流通环节的监管缺失。而在前文提到的“肯德基豆浆门”、“海底捞骨汤门”中，餐饮业经营者也没有如实向消费者提供食品制作的真实信息，导致企业信誉受损。这些现象反映出监管者在现制现售食品监管方面的漏洞。
产业素质与食品质量安全
毋庸置疑，问题食品是“生产”出来的。既然质量不合格和不安全的食品是生产者的“作品”，那么，源头治理就应该是保障食品质量与安全的关键。与其通过制度安排来缓解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不如在种植、养殖、加工等生产环节主动出击，提高食品质量，消除不安全因素。应该说，这是治理问题食品的釜底抽薪之策。
从字面上，如果我们把“粮”字解读为好米，即食物材质必须符合营养要求，不存在有损健康的物质；把“食”字解读为好人，即生产食物者不仅要善意，而且要有必要的知识。道理极其简单，食物是人类获取营养的主要渠道，应该让那些具备相当高的职业操守和知识技能的人来为人们提供合格、安全的食品。然而，我国目前的现实却并不容乐观。相关部门的统计显示，全国有食品生产企业40多万家、食品经营主体323万家、农牧渔民2亿多户，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不计其数。门槛低、规模小、数量大、分布广、集中度低，从业人员缺乏培训，制作工艺落后，这些是我国食品产业的真实写照。这一方面说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范围之广、任务之重超乎想象，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食品行业的产业素质令人堪忧。
今年8月，新华社记者披露了部分菜农因为缺乏科学知识滥用农药的现象。这些菜农要在一根豆角的一生中喷打11种农药，而一根茄子则会一次性混打4种农药，而刚喷过农药的蔬菜第二天就被采摘下来，运往市场销售。这一案例印证了本文的分析，产业素质偏低是导致我国食品行业屡屡陷入质量门的根本原因。那些由于无知生产出来的问题食品和少数生产者恶意制造出来问题食品都是影响我国食品行业良性发展的“毒瘤”，因此，提高从业者的科学素养，增强他们的守法意识，规范生产中的操作流程，是我国改善食品安全水平的工作重点。
食品安全是关乎民生的大事。在产品经济社会中，食物自给自足，偶尔发生在乡里之间的交换，也处于信誉机制的约束下，很难出现食品安全问题。而市场经济中，食物变成用于交换的商品——食品，成为生产经营者赚取利润的载体。现代市场体系中，食品的买卖多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信誉机制的作用远不如产品经济中强。加上买卖双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消费者经常被误导，甚至被伤害。此时，法律约束和政府监管就成为保障食品质量与安全的两大支柱。一旦法律缺失、监管不到位，就可能让生产经营者变成滥用信息优势的不肖业者，故意制造问题食品，导致百姓的饮食失去安全保障。另外，普通生产者在科学知识上的缺乏会无意识地埋下安全隐患，加大食品风险。可以说，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食品安全将是一个阶段性的公共管理难题，需要动用法律、政治、经济、道德等手段进行综合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