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粮收益成了“蛋糕屑”
农活以妇女为主的家庭,大多种植小麦、玉米,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种粮食作物,省工、省力的同时还省时。对于更多的农户而言,种粮食的效益,不仅低于经济作物种植,更远低于打工、经商。因此,对于选择外出的农民来说,农活之外的时间,含金量更大。
毫无疑问,农业机械化的普及,现代农业配套设施的推广,让田间劳作的时间大大缩短,而这同时,也进一步让种粮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蛋糕”中的比例,变得越来越不起眼。
机械化缩短种地时间
开着机器给人收割小麦、玉米,济阳县孙耿镇寨子村54岁的村民刘庆平干了十几年,他的体会是,机械耕作的推广,农民经历了一个由抵触到欢迎的转变,因为它省时省力:就说掰玉米,一个人一天也就掰一亩多地；用收获机,十几分钟就完。邹平县韩店镇耿家村村民李祥意就是农业机械化受惠者之一。他算了一下,自家的6亩多地,一年干农活总共才七八天。
因为成了“全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重点县”,邹平县韩店镇的灌溉条件从去年起大幅改善,农民连浇地的时间都缩短了。“以前是全家出动,拉着水泵,早出晚归,一整天能浇完6亩地就不错；现在是插电卡取水,一个人守着,6个钟头就成。”李祥意说。
种粮收益比例越来越小
今年我省使用机械的价位大多在:收玉米80元/亩,净地40到50元/亩,收麦子60元/亩,播种20元/亩。这是今年的价格,由于油价每年都涨,使用机械的价格必然也被带动。
各种农业服务、农资价格的攀升,让种粮成本水涨船高。种粮收益逐渐被消减,在农民家庭收入中,种粮收入所占比例越来越低。不少因打工、经商而致富的农民发现,种粮收入,在整个家庭收入中,简直成了“蛋糕屑”。
在寨子村,刘庆平堪称能人。他在村里最早买了小麦收割机,一到夏收就开着出去挣钱。如今,家里小麦、玉米的收获机械一整套。麦收忙五六天,秋收最多忙半个月,一年就能挣2万多元。他自己还干着建材生意,开着商店,一个月至少进账一万元以上。此外,两个儿子在村外建了占地10亩的养鸡场。“全部加起来,一年少说也挣30万元。”刘庆平说。刘家种着5亩庄稼地。“5亩地一年最多挣4000多元。”这样一算,种粮收入在刘家家庭收入中,所占仅为百分之一点几。
对于大多数普通农户而言,其家庭收入更得益于打工。近几年,农村人工费涨得很快。如今,雇人干活,一天少说也得四五十元,个别地方甚至过百元。人工费的上涨,让年轻人愿意出远门,也让中年人愿意打零工。
“隔三差五打打零工,一年也能挣个两三万；一个月两三千,顶上一年种三四亩地了,”巨野县麒麟镇六营村的一位村民说,“就是对一般打工家庭来说,种地挣的钱,也占不了多少。”
种粮投入越来越少
人工费用的提升,增加了农民家庭收入,也在进一步将劳动力从田地上剥离出来。而种粮收益比的持续下降,也让农民对种粮投入变得不积极。
“种麦子、玉米,就是因为它省事,管理起来简单。”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宋家坊村的一位村民说。在宋家坊村,如今专心种地的农民不多了。
济阳县孙耿镇蒯家村村民刘宝庆在济南做电工,干的虽然是日工,一个月也能到3000多元。家里的17亩地全种粮食,由妻子管理,一年下来也就是一万五六千元。种地收入,占不到全家收入的1/3。“种地就是跟着别人干,别人用什么种子,我们用什么；别人上啥肥料,我们跟着上。”刘宝庆说。对于当地推广的测土配方施肥,刘宝庆丝毫不知。“人不在家,就是推广也找不到我。”
农户家庭种粮收益比的下降,也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劳动力结构的失衡。山东农业大学教授杨学成长期关注农村经济与农业发展,在他看来,农业劳动力结构的失衡,客观上限制的是对种粮人力、物力的投入,在更深的意义上,则是阻碍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明天,谁来种粮养活我们
在农村,中年一代成了务农主力,而新一代农民对农业则越来越陌生,已成为事实。2010年年初,山东农业大学和聊城大学的300名大学生,在全省范围内做过一次关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在农村务农者中,父辈人群占据绝大多数,新生代劳动力仅占7.6%,未婚的新生代劳动力甚至不足5%。主持上述调查的山东农业大学教授杨学成据此称:“在农村一二十年后将无人务农。”
年轻人“移情别恋”
在设计调查方案时,杨学成将调查对象的年龄设定在16岁至64岁之间。这一年龄口径,是明显宽于我国有关劳动年龄人口定义的。“在农村55岁到64岁的女性、60岁到64岁的男性,事实上是仍然属于整劳动力的。”杨学成解释说。
来自省内17市的98个县(市、区)、249个乡(镇)、469个村庄内3052名调查对象,对问卷做出了详细回答。根据其一年之中务农时间的长短,杨学成等人将这3052人分为核心农业劳动力、基本农业劳动力、农业转移劳动力3类。这是一种较为粗略的划分。所谓“核心农业劳动力”,指每年累计务农时间超过6个月的农村劳动力；“基本农业劳动力”,务农时间每年一般在3个月以上；每年务农少于3个月的农村劳动力,则归属“农业转移劳动力”的范畴。据此统计,3052人中,核心农业劳动力仅占26.7%；而较为宽泛的基本农业劳动力所占也不过43.2%。统计显示,当前的核心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为46.1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2年；女性占到62.3%；而从家庭身份上看,父辈人群占92.4%,子女所占比例仅为7.6%,其中未婚者仅为4.8%。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业转移劳动力平均年龄仅为31.9岁；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了9年；在家庭中,子女所占比例过半,为56.7%,其中未婚者高达58.1%。
杨学成认为,统计分析证实了当前农业劳动力结构的严重失衡。与农业发展关系最紧密的核心农业劳动力中,不但大半是女性,而且年龄偏高,文化水平较低。富于活力、有文化的年轻一代“移情别恋”,在逐渐远离农业,远离农村。完成调查分析之后的杨学成说:“一二十年之后,谁来接父辈们的班?现在已进城的农民子女,还会在农忙季节回乡干活吗?到那时,谁来种地、种粮食?”
呼唤“职业农民”
长期从事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研究的杨学成认为,未来我国农业的发展,需要的是核心劳动力——完全务农的劳动力和以务农为主的劳动力,而不是把从事农业当成“兼职”、“副业”的劳动力。要让更多的核心劳动力成为“职业农民”。“职业农民”以务农为职业,一心一意从事粮食生产等农业经营。他们有发展现代农业的理想和追求,也有这样的需求和能力。他们既是劳动者,从事着种植加工,也是管理者,讲究成本核算,懂得观察市场风云等等。
“职业农民”队伍的形成,需要吸引更多的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年轻人去务农。其首要之举,就是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在德国,农民的社会地位能排到第三,当农民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而在我国呢?”杨学成反问。
杨学成认为,要让职业农民对从事农业充满信心,必须让农业经营有利可图,这需要为适度扩大耕地经营规模创造条件。
培养、壮大职业农民队伍,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保障粮食安全。在国际市场上,每年大约只有2亿吨粮食参与交易。而今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超过5亿吨。一旦国内粮食出现大缺口,必然会导致全球粮价大幅上升——到时候,出高价,也未必买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