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元一斤粮食，你肯定会吓一大跳，认为这是疯了，城里人岂不造反了。一元一斤粮食多好啊，吃不了还可以在餐馆里浪费了。如果中国农民的粮食贵了，咱不买了，到国际市场上买去啊，尽管那都是转基因粮食和大豆，尽管那是给牲口和汽车吃(喝)的，也没有关系， 反正是便宜，吃饭最好不花钱才好呢。农民就该贫困，农民就该提前得癌症死亡，农民就该两地分居，农民的孩子就该没有人照顾，没有学上！谁让他们是农民呢？
即使不卖到100元一斤，就是10元一斤粮食，估计打工的农民就能回去99.9%；如果5元一斤，打工的农民能够回去90%， 即便是3元一斤，恐怕80%以上青壮年农民毅然回乡。3元一斤粮食，也意味着，每亩地里可以刨出六七千元来，五口之家就是三四万元。一对农民夫妻在城里干苦活累活危险活，吃最差的住最差的，一点也不敢消费，一年也剩余不了这么多钱。
如果大量农民在家门口从事以食物生产的主导产业及其相关产业，且以生态农业为主，春节期间火车票再也不会“一票难求”；很多农民再也不用在五十岁之前就得癌症死去了； 很多严重污染的化肥厂将关门；绝对部分农药厂关了； 医院里再也没有那么多的病人，很多制药厂生产的药物将没有人买；转基因骗子再也休想忽悠农民；城里的房价雪崩一样塌落下来，城乡居民(农民家里有带院落的平房，那是别墅级的)再也不用为住房发愁； 大学生也好就业了； 农村的环境污染也少了；大城市的马路再也不用担心拥堵，城市居民再也不用担心被打砸偷抢杀，防盗门也销售不动了； 美国的粮食休想再卖到中国； 农村重新充满生机，村落再也不用担心从地图上消失； 农家孩子们从此有了天真烂漫的笑声；中国18亿亩耕地真的生产出来5.7亿吨甚至6亿吨粮来，而不是层层上报的含水分的产量数字。
怪异的是，目前对农民手中的粮食价格提高都是一分一分地增长的，而农用物资价格提高则是一元或几元的速度增加的，且国家对于化肥、农药、农膜、种子等给予大量的补贴，唯独不肯给种粮的农民一点实惠，农民岂有不撂荒之理？
今天的便宜粮食是农村妇女老人生产的，青壮年已不愿意安心在家种地了，他们已经伤不起了。再过十年二十年，那些老人妇女动不了了或者不在人世了，谁给城里人提供便宜的粮食呢？美国人吗？
将那些被资本家掠夺的财富还给劳动者，还给工农，则中国经济和环境才能可持续发展矣！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也罢，解决城市问题也罢，就业也罢，犯罪问题也罢，农民的尊严也罢，完全在于其劳动有其合理的回报，在于耕者有其利。
中国需要一次合作化为主的生态革命，一次以农民理性回归的真正的绿色革命。政府必须作为，不能把钱继续借给美国人花，让他们补助该国农业来打垮中国的农业。不能经济危机来了，就压低粮价，牺牲农民。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不能给化肥商、农药商、农膜商、种子商、农业官员、转基因农学家，而应当直接按粮食实际收购量高价收购。对于低收入者，政府可以高价买粮低价卖粮。
六、弃荒――农民的无奈选择
农民放荒现象最早出现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够自己吃的就行了”。这是他们的普遍心态。过去维持国家粮食安全的格局是“湖广熟、天下足”，而今这一格局变成了“北粮南运”、“外粮内运”，甚至原不适应开垦的新疆和东北平原成了粮棉的主产区。对于内地农民撂荒现象，媒体有大量的报道，摘录如下：
2007年8月24日，据食品商务网报道，以种粮为主年近70岁的山西省闻喜农民李有生打起了这样的“小算盘”：小麦不值钱，卖还得自己想办法，加上柴油价格高，收粮的地方又少又远，多种不如少种；在家存粮多糟蹋也多，孩子常年在外吃不了多少，种些够自己吃就行。万荣薛店农民李三怪说他家15亩地，种了14亩苹果和油桃树，剩下的1亩还种了芦笋。孩子上学(高中)每年4000多元，上大学每年不下1万元，儿子结婚还要盖两层新房，更不要说看病的治疗费、住院费，光种粮根本无法解决上学、看病、盖房的问题。山西运城市有关资料显示：1998年全市小麦播种面积560.96万亩，到2007年下降到461.6万亩。小麦面积逐年下降，每年平均下降10万亩。闻喜、万荣、芮城小麦面积只占到耕地面积的35%，并且出现了相当多的“无粮村”。
2008年4月21日，新华社记者在扬州市郊走访农民，发现所到过的一些近郊农村，有许多耕地被撂荒，或者被各种不成规划的建筑物蚕食。可在这风调雨顺、美丽富饶的江南鱼米之乡，人们却严重地浪费着耕地，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揪心与不安。记者与一些在田间里翻整土地、准备育稻秧的中老年村民交谈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够自己吃就可以了！”或者是：“现在种粮食又不值钱，肥料什么的又那么贵，种地越多赔钱越多，少种点够自己吃就可以了。”由于留在农村农业劳动力群体大部分都是年老体衰的老人，年幼的孩子也在“业余”帮助爷爷奶奶干干农活，可他们还正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干农活。多数是老人们，由于已不能再干更多过于繁重农活，或者因为农业上的投入与产出越来越不划算的原因，聪明的江南农民种地的目的已不是为了发展农业，更不是想从农业上取得什么良好的收入了。
2011年5月23日，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湖南采访发现，当农资价格上涨远大于惠农补贴，种粮无利可图甚至存有风险时，抛荒农田已成为不少农民的新选择。过去，行驶在湖南乡村的公路上，随处可见农民忙碌的身影。而到记者采访时，村民周大伯家的稻田还在沉睡中，一片绿草覆盖着几亩水田，不远处，也可见零星的抛荒的耕地。周大伯是长沙市岳麓区雨厂坪镇泉水湖村村民，此前在城里打工，那几天，他请假回家希望购置点化肥为种稻作准备。但在附近县城宁乡县的几家农资店转半天，他也没相中满意的化肥。“现在种粮不如买粮合算。”周大伯算了一笔细账：以2010年为例，种一亩水稻双季收成大约在650公斤左右，全年收入在1700元上下，除去种子、肥料、农药以及机耕、机收等费用，毛收入还不到800元。如果算上从犁地到播种、管理、收割的人工，基本剩不下多少钱”。对于一个月能够赚3000元钱的他来说，种田已经没有意义。
在周大伯所在的泉水湖村，很多像他这样在外打工的村民，他们的农田或半休耕或完全抛荒。当农资价格上涨远大于惠农补贴，种粮无利可图甚至存有风险时，抛荒农田，然后进城打工已成为不少农民的新选择。
抛荒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湖南，在江西，到处都有成片或者零星的耕地抛荒。江西省余干县黄金埠镇，早稻田抛荒现象也随处可见。黄金埠镇一位李姓农民介绍，当地种地的农民越来越少，一些农民种稻只是为了自给自足，这位农民道出了自己的无奈：“辛辛苦苦种上一年地，碰上风调雨顺年景，也许能挣个二三百，一旦碰上气候异常，则要赔上几百元钱的种子、农药和化肥钱，很不合算。而让土地抛荒，一年还可以得到100多元政府给的良种等各类补贴。”江西省宜黄县农业县统计局向媒体透露，该县26万多亩耕地中全年性抛荒的保守估计已高达到12%。另外还有大量农田是三季种两季，两季种一季。
在刘少奇的老家湖南宁乡县，土地隐性抛荒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否认的普遍现象。宁乡县农业科技物资有限公司的谭新明说，2010年5月，他们公司的复合肥销量已超过200多吨，到2011年5月，他们只销售了不到50吨；2010年5月之前农药销售额超过200万元，而2011年5月销售还不到50万元。“早稻播种面积减少应该是主要原因”，谭新明叹道。
2011年7月11日，新华社重庆站记者李松报道指出， 随着“打工潮”的不断壮大，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并离开传统农业生产，留下大量老人打理土地。在西部农业大区重庆市，不少基层干部说，由于缺乏劳动力，过去种田是“绿肥铺底，农家肥当家”，如今则是省时省力的化肥当家，田地越来越瘦。由于劳动力缺乏，农民不在农田基础建设上下工夫。水库塘堰淤塞，渠道多年失修。在重庆第一种粮大区合川区，该区涞滩镇两堂村63岁的村民邓国能向记者坦言，自己的体力已达不到水稻育秧、插秧、耕地要求，只能做多少算多少，“够自己吃就行”。重庆万州区天河镇天河社区农民王文义，家有6亩土地，全靠他一个人种，根本种不过来。如果春耕时遇到寒潮、霜冻、干旱等自然灾害，要抢播抢种，劳动力短缺就更明显了。种不过来，只有任由耕地撂荒。
2011年10月28日，人民网记者广东清远河背村调查发现，原本23户人家的村庄，如今搬迁得只剩下两户村民，年轻人成了稀罕物。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情况大致类似。赵家沟村户籍人口数234人，在村常住约130人，基本上也都是老年人和儿童。据山西省永和县坡头乡校长杨香瑞介绍，近年来“娃娃们越来越少”，以前的小学，都是50-60人一个班，现在800人口的村小学，今年3个学生，一个老师，只开到3年级。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影响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据了解，在湖北省滨湖村，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2008年全村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并且还存在“隐性撂荒”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
2011年10月29日，光明网记者报道了这样一组数据：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近年来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影响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在中西部广大偏远的农村，农村的景象如此凋零与寂寞，除了留守儿童与老人，很难找到五十岁以下的劳动力。从东南沿海到内陆省市，土地撂荒造成了整个行政村的消失。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09年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每年减少7000多个。土地作为广大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很难产出可观的效益。种地不赚钱，甚至要赔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很多农民都抛弃了祖祖辈辈传下的土地遗产。土地荒废已经不是极个别现象，在农忙时节，农田里也只是老弱妇孺，年富力强的农村劳动力大部分已经背井离乡去城市寻找生存的希望。
2012年5月3日中国网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未来靠谁种地？”的警告。在湖南麻阳县舒家村乡狮子湾村，全村10个组留守在农村种地的妇女占种地农民的38.6%，因耕种不过来，村里部分土地撂荒。农村留守人员劳动能力不高，农业规模萎缩和耕种效率下降。狮子湾村村粮食播种面积10年下降了200亩，粮食年总产量下降了23万公斤，农业生产后劲严重不足。
为了调查农村土地撂荒现象，笔者先后在全国各地调研，先后到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宁夏、甘肃、西藏、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贵州、云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海南、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足迹几乎遍布全国所有内陆省份。为了寻找农业撂荒的原因，2008年4月，我现场到毛泽东主席的老家湖南韶山冲调查。只见高速公路两旁的农民家庭，十室九空，大都是铁将军把门，稻田里很少见到劳作的农民。只有到了韶山冲，因为是旅游景区，才看到人山人海，但许多导游都自称姓毛，拉我们去吃她们家的“毛家菜”，毛主席发动湖南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最初发源地，如今也成“本末倒置”了，他们招待客人的粮食竟然大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
历史上，当最底层的农民因为吃不饱饭而沦为饥民，甚至盗贼时，只要有人揭竿而起，就会蜂拥而至，一场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运动就开始了。农民起义的代价是巨大的，谁都盼望和平而痛恨战争。过去的农民起义多发生在封建制度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大地主以及富农对小农或雇农的过度欺压，农民因贫而失去土地，从此吃饭成了问题。但在和平年代，农民只要还有口饭吃，农民起义的概率是很小的，但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纷纷弃荒，任由土地荒芜，面对这种现实，就不能视而不见了。
七、美国的大农场不适合中国
今天，一提到农业，很多人必然想到美国，想到现代化的大型农场：一个农民耕作上千亩土地；用飞机喷洒农药；用转基因技术解决病虫草害问题；在一个县乃至一个州都种植单一的作物，然后通过长途运输将所生产的农产品调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上述规模化、机械化、化学化、生物技术化的农业，被很多学者乃至决策者奉为农业的最高境界，被冠以现代农业的美称。殊不知，那种现代农业是不可持续的短视农业。发展美国式现代农业能够预见的后果必然是：农业生态环境持续出现退化，大量小农户破产倒闭；越来越多的农民弃农经商、进城谋生；中国吃饭问题要靠国际市场满足；社会将在食物链供应环节出现动荡危机。如果中国放弃了自身农业优势，一味学美国，长期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自古到今，农业是最基础的产业，人类社会要想可持续发展下去，必须要满足食物需求。历史时期从事农业的人群，远高于经商或其它产业人群。之所以现在用很少的劳动力，就能够生产出许多人吃的食物，主要得益于科技进步。然而，由于一些基本原理严重违背了生态学规律，现代农业不可避免地导致农田生态系统退化，主要表现在地力下降、环境污染、超级杂草、超级害虫出现、蜜蜂消失、生物多样性下降、食品营养不均衡、食品受到污染等等。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农业生态问题呢？这是因为，农业的特点注定了人类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农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才导致其稳定性。如用除草剂替代人工锄草，其后果就是促进杂草进化。为消灭杂草，就需要喷洒更多更毒的除草剂，这样作物就会受到影响；为保护作物搞转基因，作物保住了，但喷洒除草剂的数量和剂量都增加了，最终导致超级杂草出现。害虫防控也一样，在农业生态系统中，有害虫，也有益虫，还有益鸟。大量农药不仅灭杀了害虫，还误杀了益鸟益虫。更严重的是，害虫也对农药产生了顽强的抵抗力，这是因为物种繁衍是一切生物最根本的规律，害虫不会轻易放弃其生存权。为了继续替代昂贵的人工，就需要将抗虫基因转移到作物体内，继续喷洒农药，内外夹击害虫，导致超级害虫出现。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让动物们提前发育，但这样的代价是，食品中抗生素、重金属、激素含量升高，消费者为此要付出健康之代价。
现代农业与资本结合密切，最终绑架了农业，还绑架了政府。没有政府的高额补贴，现代农业是没有能力生存下去的。看看美国的例子就知道，美国农场主收入中的40%来自政府补贴。美国用中国耕地的193%，才生产了相当于中国52%的粮食，而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动用了多于中国农民近十倍的政策补贴。从这些数据来看，美国的现代农业还有哪些优势呢？
让越来越少的人养活骄奢淫逸的现代人，且农场主还要自身享受，没有政府补贴他们就不种地，大多数人要吃饭就必须看农场主的脸色。在以资本驱动的现代农业模式下，粮食安全越来越被少数人控制，甚至波及到粮食曾自给自足的中国。美国发展现代农业，除了要依靠政府补贴，还将环境代价转移到他国，如化肥、农药、农膜等高污染的行业是在中国生产的。在美国本土，搞转基因那样的懒人农业，已造成了农药、化肥居高不下，并出现了超级杂草、超级害虫，基因污染，蜜蜂也因此面临灭绝危险。目前，美国人搞的现代农业，已不是满足自身需求，为农民利益考虑的农业，而是赔钱还在干。美国人为什么赔钱种地来养活中国人呢？其中深层的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吗？
八、生态农业是对现代农业的拨乱反正
中美两国国情不同，美国地多人少，美国的土地好，适合大规模集约化经营，中国的土地差，那些处于山区丘陵的耕地不能进行规模化经营；美国从事农业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只能发展所谓的现代农业；我国人多地少，有悠久的农业历史，适合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农业能够对现代农业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拨乱反正”：
一是化肥用量减少。生态农业强调元素循环，仅将被城市消费者带走的营养元素，通过化肥、绿肥或生物菌肥的方式弥补。大量研究证实，发展生态农业，化肥用量在现有基础上减少一半并不影响产量。
二是农药大大减少。生态农业对害虫防控是以预防为主，强调生态平衡，不是待害虫爆发后靠化学物质灭杀。在生态农业模式下，农药就相当于灭火器，仅出现火灾时才派上用场。根据我们的前期研究，农药用量可在现有基础上减少70-80%而基本不影响产量。因发展生态农业而关闭一半的化肥厂和70%以上的农药厂，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温室气体减排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三是消除农膜污染。农膜在一定程度上可提高地表温度、湿度且能抑制杂草，但农膜是很难降解的。全球变暖后，生长季节延长了，完全可以不使用农膜。生态农业可根据作物生长习性，在不使用农膜前提下，保证产量与质量双赢，从源头杜绝二恶英等致癌物质向环境释放。
四是消除转基因技术的负面影响。生态农业不采取与自然对抗的办法而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生产力，保护生态平衡，杜绝基因污染，保护消费者健康。
五是生态农业及其下游产业带动更多的就业，吸引更多的农民在家乡，转变为农业职业工人，就地城镇化，将农村建设成为有生气的养人之地。这对满足13亿人食品的持续安全供应，促进城乡和谐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具备发展生态农业的有利条件，如再加上适度的合作化，搞就地城镇化，将大量人口稳定在广大的乡村或城镇，则对国家食物供应、环境保护、社会稳定功莫大焉。建议国家在全国不同生态类型地区建立生态农业示范区，作为对照，同时也建立现代农业包括生物技术的示范区，从而筛选符合中国特殊的农业模式，用中国人的智慧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