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民应对农村社会风险能力匮乏的诱因分析
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注意到了人们由于先天的禀赋、出生的贫富等会有能力上的不同，但后天的不公平则往往是法律、政策等差别待遇的结果。在导致农民发展能力不足的原因中，有个人先天禀赋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政策因素， 这种政策因素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城乡二元分割的公共服务供给。长期以来，农民不仅承受着体制性的剥夺 （主要体现在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和土地征用过程中的 “不等价交换”）， 而且在劳动就业、社会参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着与城镇居民完全不等同的公共服务。 这种不平等的公共服务供给导致了农民相对城市居民的可行能力匮乏。 这是因为，按照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为个体发展功能性活动提供了平台， 是个人发展可行能力的手段。 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包括教育、卫生、社会保障、 就业再就业服务、 政治自由和社会参与等方面。 教育和健康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影响到人们的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 进而影响到人们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水平，就业机会又与就业再就业服务等（如基础设施状况、 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完备程度） 密切相关，健康水平、教育水平和就业再就业等公共服务一起影响到人们的收入状况， 收入状况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们对教育和健康的投入。 社会保障等基本的公共服务不仅可以确保人们基本的医疗、养老等，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增强人们的安全感提高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甚至会影响到家庭对下一代人的教育投资等进而影响其下一代人的可行能力的提升。 而这些基本需求的实现又取决于政治自由和社会参与的实现程度。 只有在个人拥有顺畅的需求表达渠道和对公共事务的社会参与权的基础上， 政府供给的基本公共服务才能与民众的需求达成一致。
三、可行能力视域下农民应对农村社会风险的路径选择
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而长期的二元治理结构导致农村发展严重落后于城市，农村应对风险的可行能力不足，成为风险社会中的弱势主体。 要实现对中国农村社会风险的良性治理， 核心在于通过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来加强农民的可行能力建设， 从而促进农民在政治自由、 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等在内的实质自由的实现，最终促进农村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防范和减少农村社会风险的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可以快速有效的应对。
（一）农民可行能力提高的主要内容
1．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投入 ，增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
首先， 农村基础设施与广大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必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 一方面，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自我发展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民最急需最密切相关的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目前尤其要重点做好“水、路、气、电”等设施建设，因为这些设施的建设与农民的收入水平、信息获取和健康生存能力等都有很大的关系。其次，要加强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增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因为，“穷国事实上开始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时，农民所受的教育水平低下很快就成为农业增长率的限制性因素”[6]。 而“教育和在职培训是改变传统农业的重要手段， 新农业技能和关于农业的新知识成为现代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6]，“教育远不是一种消费活动， 而是一种投资行为。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会改变农民的生产方式， 培养农民的开放意识， 提高农民的知识技能”[7]，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进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当前，急需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一是加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 在此基础上，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教育公平的实现。 二是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包括职业技能培训、科技培训等。 三是加强农民文化站建设，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大力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2．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增强农民健康生存能力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对于增强农民的健康生存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且是农民更好地应对农村社会风险的基础。 社会保障是社会发展的最后一道防线， 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社会风险的防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美国和英国……成功地避免了饥荒发生，靠的不是英国人的平均高收入，也不是美国人的普遍富裕， 而是由其社会保障系统所提供保证的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8] 必须贯彻“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尽快出台农村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加强农民保障的制度供给，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家庭保障与集体保障相结合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这主要包括农村最低社会保障制度、 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主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3．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增强农民社会参与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公民尤其是农民的政治权利不断增加， 政治参与力度不断增强，但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系中，农民的利益表达和社会参与还是十分有限的， 就连与农民切身利益最密切相关的自由迁徙权、土地产权及农产品定价权等，在现实中也经常受到侵害。 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农民的社会参与能力。这需要做好制度设计、组织体系建设、公民意识动员等多方面的工作，从而引导民众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学会理性有序的表达自己的诉求， 通过社会参与有效扞卫自己的利益，从而减少农村各种冲突的发生，有效防范农村各种社会风险。
（二）农民可行能力提高的核心在于农村公共服务的改善
森认为，每个人的初始禀赋存在区别，其将初始机会转化为各种功能性活动的能力也存在区别。为此，不可避免的需要积极的公共政策和社会安排来调节个人的能力。首先，森将可行能力看作是一系列的社会承诺的社会安排， 一方面可以通过社会安排来提高个人的可行能力， 另一方面， 个人可行能力反作用于社会安排，使之趋于完善。 其次，森在强调积极的公共政策和社会安排的同时， 也肯定了包括市场等多元主体的作用。 总之，森的可行能力的分析视角，基于可行能力的发展所需要的条件认识，以及发展和这些条件、这些条件相互之间的关系的分析， 提示我们必须关注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社会安排， 而就当前来看最为重要的在农村的社会安排便是农村公共服务的改善。
1．坚持以能力平等作为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的长期导向
德沃金认为，“把人视为平等之身来对待的政府应该对每一个成员表示同等的关怀与尊重， 为此政府必须保证‘资源平等’。 资源平等是指平等的关切需要政府致力于某种形式的物质平等。 政府有义务补偿给他们应当拥有的那部分资源， 也有义务培育他们获取那部分资源的能力。 ”[9]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中国经济和社会都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 森指出，在不发达地区，由于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 其供给基本公共服务的成本也比较低。 然而在中国，因为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存在，农村与城市无论在基础设施、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都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农民与城镇居民可行能力上的不平等。“从经济发展获得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来看， 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300 美元之后，开始转向保护农业；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000 美元之后，基本上完成了转变。 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过 1000 美元大关，是到了补偿反哺农业，让农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时候了”。[ 10 ] 这种分享不能靠短期的扶贫或者补贴政策， 必须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来提高农民的可行能力， 培育农民巨大的自我发展能力，提高“造血”功能。
2．整体推进农村各项公共服务的供给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涉及的范围很广，必须以可行能力观为导向， 优先提供那些会对农民可行能力产生重要影响的基本服务，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再就业等。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基本公共服务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性，必须整体推进。
3．注重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在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中的作用
森认为，可行能力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安排，为此，以平等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改善必须以政府为主体。 这是因为，对个人有着决定性影响的经济机会、政治自由等主要通过政府的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来进行分配，在传统集权思想较为浓厚的我国，政府的主导作用更加明显。
当然，森在强调政府的社会安排的同时，也肯定了市场、非政府组织、个人等其他主体的作用。 在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建立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化的供给体制。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还应该特别注意个人的能动性作用。 以往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中，往往更为重视上级官员和专家群体的意见，而忽视了可行能力需求的政策客体。 这一做法的后果是要么政策制定不合理交易起来成本很高， 要么效果很差。政府应该通过“透明性保证”保障农民的有效参与，通过“政治自由”营造公众参与的良好氛围，通过教育等“防护性保障”提高农民的参政议政能力，形成政府与农民共同决策参与管理的模式， 保证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