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精英替代与治理危机
既然，由精英主导的乡村治理的首要问题是对付钉子户，那么精英替代与钉子户转变就是一体两面的。因此，在描述精英替代之前，先粗略描述基层治理精英与钉子户互动的过程，再讲述为了对付利益密集中的钉子户，应运而生的治理精英的特点。
取消农业税前，农业型地区村干部的主要工作是所谓“收粮派款，刮宫引产”，在农民对政策有抵触的情况下，乡村干部是可以对拒绝交纳税费钉子户和拒绝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农户采取强制措施的，极端的如牵牛、搬电视机，甚至拆房子。当然，即使在农民负担最重，干群关系最为紧张的1990年代，牵牛、扒房子一类强制措施也只是很少地区的实践，且这些实践大都是由乡镇政府组织实施的，村干部至少在表面上不会介入，不然，村干部将难以与本村村民面对面生活。在一些干群关系特别紧张的农村，之前在村民中享有威望的忠厚老好人是无法再当得成村干部了，而一些边缘人群，尤其是兄弟多、家族大的“狠人”替代之前的好人村干部，这些“狠人”村干部借向农民收取税费之机来谋取个人利益，乡镇政府为了保证税费收取任务的完成，也默许“狠人”村干部从中捞取好处，由此形成取消农业税前乡村治理中的“乡村利益共同体”[3]。
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干部不再需要也不被允许向农民收取税费，干群关系大为缓解，之前因为收取税费难题而被迫退出村庄政治舞台的好人村干部重新回到村干部位置上来，而之前借收取税费来谋利的“狠人”因失去获利空间，也不再愿意留在村干部位置上空耗着。取消农业税，不只是税取消了，而且用于建设村庄公共事业的“三提五统”和共同生产费也取消了，而代之以“一事一议”制度。“一事一议”与共同生产费在筹集村庄公共事业费用上的最大不同是，共同生产费往往是搭在农业税中一并收取，从而带有强制性，“一事一议”则依据村民受益情况自愿承担费用，一旦有人认为自己不从公共事业中受益从而不愿承担费用，这样的农户就成为村庄公共事业建设中的钉子户，进而会带动更多农民不承担费用，“一事一议”就无法实施，村庄公共事业因此面临比取消农业税前更大的筹资筹劳难题。因为无法解决筹资筹劳难题，村庄公共事业进一步衰败，农民不得不忍受生产和生活中更多的不便。
取消农业税前，征收农业税费是乡镇政府必须完成，完不成就会被“一票否决”，乡镇政府因此必须对付钉子户。取消农业税后，不愿承担“一事一议”费用的钉子户所影响的只是村庄公共事业，而村庄公共事业建设好坏几乎与乡镇政府无关。乡镇对这样的钉子户不关心、不了解，也绝对不愿去碰他们。
这样，在取消农业税后，在村庄公共事务方面，因为无人愿碰钉子户，而在村庄中形成了低水平的均衡，即村庄公共事务筹资筹劳极其困难，虽然所有村民都感受到了生产、生活不便，却没有一种力量来打破这种低水平均衡。好人，往往也是不做事的人又回到村干部位置上来，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油水”关系，越来越没有实在关系[4]。
而在利益密集型地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利益接触面的加深加厚，影响乡村基本秩序且乡镇及以上政府必须面对的各类钉子户大量产生，并要求村干部再次介入到解决钉子户所“问题化”的各种问矛盾之中。在利益密集型地区产生的钉子户与上面两类钉子户都有了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数量多，二是利益大，三是所牵涉关系复杂。如此特点的与巨额利益关系密切的钉子户的出现，就必然需要有更加强有力的村干部来应对，老好人村干部是必然要退场的，即使敢于讲狠的人也无法适应这一复杂位置的要求。只有那些既敢于斗狠，又富有谋略，最好还有一定背景的人来当村干部，才可能有效地应对大量钉子户，从而使乡村治理得以进行下去。
利益密集型地区因为有着密集的利益，不仅钉子户众多，而且利益密集也给村干部以巨大的获利可能。从政策执行的角度和乡村秩序的角度，乡镇及以上的政府必然期待有可以压制钉子户和解决钉子户所提出问题的村干部产生。从村干部角度来看，既有能力又有背景还敢于得罪村民的村庄精英为什么要出任村干部？其动力当然是利益，是他们在村干部位置上可以获取利益的机会。
利益密集型地区村干部有两个获取利益的渠道，第一个渠道是从丰厚的村集体资源中谋取好处，化公为私，将集体利益占归己有。尤其是巨大的土地资源使村干部有可能上下其手，从中谋利的机会。村干部化公为私，会引起村庄治理的巨大危机，利益密集型地区治理的一个重要难题是村民对村干部的不信任，周口市城郊农民要求征地时，政府将所有征地款都直接打到农户存折上，甚至集体土地被征收的补偿也按人均分到农户，集体不留一分钱。“村组干部不摸钱”，使得村组干部难以化公为私；第二个渠道是从村干部这个体制性的位置上获取体制外的好处，比如因为是村支书，就有更广泛的接触面及更多的权威资源，从而可以在辖区内承接更多小型工程，安排更多轻松活路。一个精明强干的村支书可以利用这个体制性位置在密集的利益空间中俘获大量利益，这些利益并没有损害村集体的利益，也没有侵占村民的利益。能力差的人担任村支书，就会因能力不足而无法俘获足够利益。
也就是说，在利益密集型地区，占有体制内位置的村庄精英因为能力不同，从体制外俘获利益的能力大为不同。只有那些有强大利益俘获能力的人才最适合占据村庄体制内的位置，且只有他们才容易坐稳这个位置。
具有强大利益俘获能力对于利益密集型地区村干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当他们可以俘获住大量经济利益，他们才可能坐稳村干部的位置。从乡镇及以上政府来讲，他们对村干部的最大期待是可以压制钉子户，可以有效解决钉子户的问题，而不让钉子户的问题累集起来，演变成群体性事件。压制钉子户本身，不仅需要村干部本人有权威，而且需要村干部敢于得罪钉子户。无论是压服还是得罪钉子户，都意味着村干部在村庄中权威的受损，至少是让钉子户不满。因此，他必须从别处找到支持力量。
村干部获取村民支持的途径也很多。利益密集型地区的利益引发各方争夺，其中村干部本人与社会势力有联系，甚至本人就是重要的社会势力，他就有可能将小混混拒之村外，保护村庄利益，并且尤其是他可以防止钉子户与小混混联手制造事端。因为具有从体制外俘获利益的能力，他就有能力收买村庄精英，尤其是收买村民组长。他还可以通过转移获利机会，让村民组长甘心为自己服务，同时让在村庄中有办事能力且不怕得罪人的“狠人”担任组长一职；他为村民办实事，帮村民跑外面的关系；凡是村民办红白事，他都热情参与；他很豪爽，自己花钱为村民摆平一些事情。他甚至利用自己与社会势力的联系为村民解决他们完全不熟悉领域的事务。他因此获得了大量村民的支持，他具有一呼百应的能力，他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
也就是说，这种村干部，不占村集体的任何利益，勤勤恳恳为村民办实事和办私事，给村庄精英尤其是村民组长以实利，积极参与村庄人情往来，等等。同时他又利用体制身份从利益密集空间中俘获大量利益，他有实力为村民办事。这样的人就成为村庄中有权威有民意的人，成为一般村民都要给他面子的人。在他面前，即使是比较硬的钉子户也无法硬起来，因为他背后还有社会势力的支持。
这种村干部正是地方政府最为喜爱的村干部，是专门为利益密集型地区量身定做的村干部。
但一般来说，这种既有社会势力背景，又善于处理与村民的关系，不贪占集体本身利益，有经营能力从而能够从村集体之外俘获利益的村干部，是少之又少。没有社会势力背景，一个硬“钉子”就可以将他顶下去；而没有利益俘获能力，他即使想收买村民和村庄精英也不可能；若他是靠贪占集体利益，挤占村民利益，他当然很快就会被村民所抛弃。正是社会势力背景、利益俘获能力和愿意“低调”处理与村民和村庄精英的关系，而使这类村干部变得不可或缺。缺乏这三种能力，村干部就很难在位置上呆久。这也是我们在周口市城郊农村调研时发现，当地农村村干部尤其是书记主任都很难长期任职，及村班子普遍不健全的原因。
四、体制吸纳社会与制度创新
在利益密集型地区村干部普遍干不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村干部不仅在压制钉子户时会得罪村民，而且村干部试图借体制身份来谋取利益行为本身就会引起村民的不满，而若村干部打村集体利益的小算盘，问题就会变得益发严重。
以土地征收为例，如果在土地征收中，村集体有收益，则村民往往会怀疑村干部从村集体收益中搞鬼，从而很容易引发村民对村干部的不信任甚至冲突。周口市郊农村不仅将所有农民承包土地的征地款直接派发到农户，村集体一分不留（按规定土地补偿应由集体留下），而且公地的征地款也全部分到农户，这样一来，村集体就不能从征地中获取任何利益，村组干部根本就摸不到钱，从而防止村干部因为摸钱而产生的贪污腐败行为，也就可以避免因此而带来的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冲突。这种办法虽然消极，但在当前村干部主要力量用于对付和压制钉子户的背景下，不失为一个有效的维持土地征收秩序的应对之策。此可谓制度创新。
村干部要想在压制钉子户和维持基本秩序方面有能力，还需要充分注意到对社会力量的利用与吸纳。在周口市郊主要表现为发挥村民组中门子的作用。
在华北农村，村庄内普遍存在以红白事办理为主要功能的自己人认同单位，一般以五服内的血缘关系为主，20户左右，对内称门子、门份或户族。建国前，“门子”是村庄首事会制度的基础，首事会即由村庄内各门代表人物组成，对内具有权威，对外可以代表本门[5]。周口市郊农村也有“门子”这一结构，尤其是在村民组内，一般一个村民组会有3—5个“门子”，村民组重大事务要由“门子”代表协商决定，所谓“组长不作主，门门得有人”，即当村民组要就全组事务作出决定时，一定要邀请各门子的代表来参加，若有一个“门子”没有代表参加会议，这个“门子”的农户就会拒绝执行会议决定，他们常用的口头禅是：“我们怎么不知道这回事呢！”而一旦各门代表聚在一起开会作出决定，各门人都有执行决定的义务，若出现钉子户，则应由本门参加会议的代表上门作说明工作，除特殊情况，这样的说明工作都可以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周口市郊区征地时充分利用了“门子”的力量，具体地，当上级要求征地时，村干部与村民组长一起协商，由组长回到本组召集各门代表开会。目前李楼村乃至整个周口市郊农村的村民代表，并非按《村组法》选举产生的三年一任的正式村民代表，而是1998年执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各村民组内每个“门子”推选出来协商分地时的代表。因为土地承包涉及每个农户的利益，牵涉面广，矛盾复杂，组长加上各门代表组成的土地承包领导小组，既可以代表和照顾各方面利益，又便于协商解决问题。此后，村庄没有再选举产生新的村民代表。涉及村民组大事，便依1998年推选的代表来协商。若1998年推选代表外出，或生病，无法参加会议，则可以从其所在“门子”另外请一个有一定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人参加。
只要能将代表请到一起，组长总有办法将征地要求讲清楚，并可以形成同意征地的决定，因为村干部安排的组长一般都是当地有一定权威、能说会道、敢作敢为人士，组长代表会虽然不作主，但只要门门有人参加，又没有人反对，征地决策也就可以执行了。当然，村民也有反抗的办法，那就是软拖，比如，明知道是要开关于征地的会，村民代表借口不参加，之后本门子的人就会在上级征地时不合作，比如拒绝领取上级发下来的征地款。这种软拖往往也是门子对组长不满的表示，若次次如此，这个组长也就当不下去了。
村干部通过选拔得力村民组长，再通过“门子”来控制村民，这种办法是体制对社会的一种吸纳。在利益密集型地区，因为有大量硬的工作任务如征地等，村民组长必须有硬的工作作风，主要是敢作敢为，讲义气，甚至为了工作不怕得罪自己的兄弟姐妹。在取消农业税后和开始大规模征地前，周口市郊的村民组长大都只起到村民组内的联络人作用，甚至主要只是协助村民办理红白事，这个时候的村民组长大都是群众基础好、人缘好、热心公益的老好人。一旦要涉及到征地等硬任务，之前的老好人组长也就无法再干下去，强势作风且往往是依托自己大“门子”多兄弟家族出来的人当组长，成为村干部挑选组长的主要标准。也就是说，随着征地拆迁过程的发生，村民组长一级也实现了精英的替代。尤其有趣的是，村干部在挑选适合新的工作形势的新组长时，往往是从同“门子”甚至同兄弟中挑选，从这些兄弟中最为江湖、最讲义气、又敢作敢为者中挑选。一旦选出，则村干部有的是时间来打磨收买这个讲义气的新任组长，新任组长很快就成了村干部的好兄弟、铁哥们，这样一来，新的具有强硬作风的组长产生出来，不仅可以抑制钉子户的出现，而且这个新组长原本是最可能成为钉子户的，却因为有了体制性的身份，而在短期内转化为体制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