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十一五”发展情况为例，作了几方面总结：首先，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随着义务教育的全面免费，近年来我国教育的筹资公平性有所改善，但是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学校之间，师资水平和办学条件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此外，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难、高等教育质量偏低等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其次，近年来，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持续下降。2005年非农就业弹性系数是0．46；2006年、2007年和2008年分别降至0．40、0．34和0．29。就业市场中竞争能力相对较低的人群，如部分年龄较大、文化和技能偏低的城镇劳动力和农民工等，特别容易受到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另外，大学毕业生成为新增劳动力的主体，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供过于求以及就业质量和就业公平问题突出。同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也在持续下降。
再次，财政性卫生投入不足，个人医疗卫生支出分担比例仍然过高。目前，国家财政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左右，这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个人的医疗卫生负担仍然过重。
还有，城乡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现行的养老保障体系制度割裂，体系庞杂，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不高，费率不同，待遇不一。城乡之间、城镇不同群体之间差距过大。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严重滞后，保障待遇较低，覆盖面不全。
此外，住房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实际执行不力。住房保障制度的覆盖面窄，保障性住房供应的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贫困人口数量规模依然庞大。
加大财政投入比例和政绩考核力度是关键
据贡森分析，我国社会政策体系不完善，社会体制的一些“老大难”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的原因：一是制度设计缺乏系统性，没有体现更加重视公平的基本原则。二是财政投入不足。三是现行财税体制对社会建设有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四是在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中，民生指标比重偏低。
“多数民生指标缺乏明确的量化考核标准，对地方政府难以形成硬性约束，导致民生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落实难、考核难、问责难、兑现难。”贡森对本报记者说。
王列军认为，“社会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有所区别，有些不能过度市场化。”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改革的最终方向是让百姓满意，增加社会和谐度，让人人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竹立家建议，下一步要依法推进改革，对教育经费的支出要统一纳入国家公共财政预算，应以中央支出为主，不要让县级占大头，中央占小头，中央与省一级要多承担一些责任。
关于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比例，王列军也表示赞同。他说，在筹资方面，中央对教育、医疗承担的责任还不是很大，70％—80％由省级及以下的政府承担，地方负担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
王列军告诉记者，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优势就是推动能力较强。比如，养老、医疗保险在10年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全覆盖，这是别的国家做不到的。但是，在制度建设、管理等方面能力偏弱。另外，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的公平性较差。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样的，我们以人群来划分，把社保、医疗分不同人群进行保障，机关事业单位、正规部门保障较好，弱势群体保障较差。
在王列军看来，分人群并非绝对不好，关键是待遇标准要统一。德国和日本社会保障也是分职业组织的，但其待遇标准是基本一致的。而我国在待遇标准方面差别较大，公务员等人群保障水平较高，与国外差别不大，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还比较低。
因此，他建议，今后一个时期，要以“稳步扩大支出，尽快覆盖全民，着力均等机会，努力缩小差距，切实提高效率”为基本政策方向，坚持“公平优先，普惠均等；保基本，可持续；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基本原则，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