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推动粮食生产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需求，在世界各地，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生产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如下图所示，在过去50年内，不同国家的耕地亩产总体上都在上升，而中国的亩产到目前也只有发达国家85%左右。但或许因为需求的压力趋缓，中国在农业技术推广的投资强度仅相当于1980年代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在发达国家占70%至80%，但在中国仅占45%（张利庠、纪海燕，2007），这也印证了中国在粮食单产上还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
中国现有耕地18亿亩，从1999到2011年，累计退耕还林达4.34亿亩，这当然体现了对环境的重视，但也说明没有耕地不足的危机。由于农村居民外出工作收入增加，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不断攀高，让不少耕地处于抛荒或耕种不足的状态。农业部长韩长赋在2011年表示，中国盐碱地中还有2亿亩有农业利用潜力，通过治理可以达到中等农田的生产水平。中国因矿产开发等人为破坏废弃的土地约达2亿亩，70%是耕地和其他农用地，其中不少可以复垦。按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分类，农用地包括耕地、园地、草地。中国的农用地面积全球第一，是巴西、俄罗斯的两倍，印度的三倍。人均农用地面积远高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东南亚国家。中国的草地面积是耕地面积的4倍，而世界平均只有1.5倍（中国科学报，2012）。丰富的草地让中国拥有良好的基础发展草地农业、提升饮食水平、保障食品安全。
那么城市化是否会占用大量土地？实际上，城市的占地面积比一般人的想象的要少。根据201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约300个地级和地级以上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总和为3万多平方公里，仅占国土面积的千分之三，相当于耕地面积的2.4%；即使把现有城市面积扩大一倍，其对耕地总量的影响也有限，何况受影响的土地很多并非是耕地。而且，由于人口集中，城市的土地使用效率要高于农村。中国目前的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只有农村的1/4；城市化在理论上可以节省土地，只是当前的城市化并不充分，没有将农村人口从土地上完全转移出来。
总而言之，中国的耕地和潜在粮食生产能力足以应对全面放开乃至生育之后的人口变化。虽然耕地够用，但减少人口难道不能提高粮食的安全冗余吗？这种观点也不对。粮食安全危机来自供应而非需求的改变，即使在超高生育率下，人口自然增长一年最多百分之几。若供应不变，需求多百分之几不会饿死人，所以饥荒一定是由供应突然减少所致。人口众多，粮食正常供应量也大，更容易应对供应波动，也就更不容易发生饥荒。历史上的大饥荒都与信息不畅，交通不便或管理不当有关。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通信和交通的改善，世界发生饥荒的大都是偏远，人口稀少或者相对封闭的地区。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多样，更有条件保证粮食供应的稳定。
中国一贯重视粮食安全，粮食自给率始终稳定在90%上下，谷物在95%以上，粮食储备是年消费量30%以上，是世界平均2倍，远高于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建议的18%的安全线（虞国平，2009）。中国每年酿酒消耗0.2亿吨粮食，粮食储存每年可避免的浪费也有0.2亿吨。两项合计0.4亿吨都可养活1亿人，说明中国粮食供应有较大的安全冗余。而即使鼓励生育成功，按最乐观的估算，人口峰值也不会比目前多出1亿人。
尽管人口众多未必增加饥荒的风险，却可能拉低人均粮食拥有量而导致长期营养不足，这也是宋健等人当年倡导一胎化的主要理由之一。但中国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人均产量总体上在稳步增长，现在的营养摄入量基本上是足够的。 根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2009年的数据，除了奶类之外，中国在所有食品大类上的人均供应量都高于世界平均；与美国和欧盟相比，中国在谷物、蔬菜、蛋类和鱼类的人均供应量方面更高，但在水果、肉类和奶类方面则较低。从下表可看出，中国在能量、脂肪、总蛋白质和动物蛋白质摄入量等每一项营养指标上都高于世界平均；除动物蛋白质外，中国在其他指标上也都高于日本。根据卫生部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城市居民的禽肉和油脂就消费过多，营养过剩引发的慢性病如肥胖、脂肪肝、糖尿病等发病率都在快速增长。
粮食安全的关键的是在危难时机有能力确保基本食物的供给。近年中国的蔬菜产量、产值均超过粮食，首次成为第一大农产品，而各种经济作物的产量也日渐增长。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处于战争等危难境地时，可以通过把部分种植蔬菜或经济作物的土地用来种植粮食，提高粮食自给率以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
中国的粮食生产自主能力确实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不是因为耕地不够，更不是因为人口太多。这种挑战在当前体现为不合理发展方式威胁农业可持续性生产能力，比如水利设施失修、地下水开采过度、化肥使用过量、污染物进入农业用地等各种问题日趋严重。鉴于此，我们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注重永续发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循环农业的思路正当其时。
长期来看，影响中国的粮食生产自主能力的根本因素在于，中国社会的富裕化将推高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也就是其他行业的收入增加会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成本攀升，最终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除非能全面提升农业集约化程度和技术水平，否则中国将逐步失去在粮食生产上的比较优势。中国的人口拥有巨大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的优势不在农业，而在制造，未来应该在创造，后者才是财富的真正增长点。如果为了保持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去大幅减少人口，那相当于在财富创造过程中丢掉西瓜去拣芝麻。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为了短期经济利益而放弃粮食生产的自主能力，一旦市场失效、储备不足，中国将陷入灾难。
应对之策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按需对农业进行补贴。但在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以及相应的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不可避免，这将不断弱化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和能力并大幅降低政府补贴农业的潜在财力，让中国保持粮食生产自主能力的代价越来越高昂。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经济利益的驱使最终导致中国的粮食供应更加依赖国际市场，中国也必须采取长期措施，保持迅速复耕的能力，以确保一旦发生战争等突变事件时，在储备耗尽之前，能够把粮食自给率提高到100%。
总而言之，粮食安全是中国长治久安的基础，中国必须保证粮食生产的自主能力，立足国内以确保本国的粮食安全，而继续控制人口而非全面放开生育的后果却适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