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 城乡共生 · 三村异略 · 到哪里建？
与地理上的“农村包围城市”不同，当代文明的基调则是“城市包围农村”。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任何一个方面，农村都已沦为城市的附庸，传统上脱离城市而自给自足的原生态乡村社会已不复存在。在这样的城市文明背景下，不再有纯粹的“乡土”问题，而必须纳入“城乡共同体”的认识框架。
如果为中国农村画一幅资源价值地图的话，那么这幅地图一定是不匀质的。由于对城市的高度依赖，乡土资源的定价权被牢牢地控制在城市手中。因此，一个村社的资源价值基本取决于其与城市、特别是邻近城市的供需关系。以“城乡共同体”内资源价值的标准分类，中国只有“三个村子”——城村、乡村、农村。
所谓“城村”，是“城中村”与“城边村”的合称。其共同的特点，就是既享有城市区域高昂的地价，又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和管理体系，成为“割据”于城市的特殊组织单位。城村一度被视为城市的“毒瘤”，每个城市政府都必欲拔之而后快，但事实上，对于因强调统一规划和全覆盖规划而缺乏多样性与冗余度的中国当代城市来说，城村对涵纳城市低收入人群、平衡城市社会生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城市地价的飙升，各地的城村改造大多成为权力意志携资本力量与地方原住民势力强硬碰撞的角斗场，其中留给建筑师进行创造和周旋的缝隙并不宽裕，许多富有想象力的改造方案最后都停留在纸面上无法实施。从设计属性上看，城村早已不是“村”，而是一类特殊的“城”。
所谓“乡村”，着重突出的是其“乡”的属性，简言之，就是拥有对城市具有吸引力的“乡野”环境资源、“乡土”文化资源、“乡居”生活资源和“乡风”民俗资源，并有着便利交通优势而能直接服务于城市的村社。由于占据与城市互补性强的“乡式”资源，绝大多数“乡村”具有从一产向三产化经济转型的发展潜能，因此最受城市资本的青睐，也最能赢得对乡土充满浪漫想象的建筑师群体的钟情。现下媒体上流行的乡建实践，也多以“乡村”为背景展开，但说到底，却有事半功倍的借势取巧之嫌——建筑师的工作，不过是在乡情浓郁的明信片上进行轻松的形式“点景”而已。若论起“点景”的工作，艺术家比建筑师来得更为得心应手，也高明得更多：日本新泻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展、欧宁在安徽黟县的“碧山计划”、渠岩在山西许村的“艺术修复乡村”运动，其社会影响力都不是任何一个建筑师主导的乡建项目可以比拟的。既往经验表明，对于“乡村”中的“乡建”，重要的并非点景或造景，而是“激活”资源，即通过有创造性的空间组织激发乡村存量乡土资源的系统活力。
所谓“农村”，就是高度依赖农业经济而缺少特殊资源和其他收入来源的村社，属于典型依附泛农产业的基本社会单元。“农村”在中国涉农地区占比最高，而发展前景也最渺茫，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为的工农业剪刀差造成农产品定价不合理，而长年人均低收入又令“农村”很难形成资本积累进行产业转型。在城市居民的媒体认知上，当代中国“农村”的贫困、脏乱、劣质和枯燥长期被特色“乡村”的自然美景与田园风光所掩盖。无论是城市资本、艺术家、还是绝大多数建筑师，也都长期对“农村”这个涉农地区的“第三世界”视而不见。但事实上，广大的“农村”远比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得天独厚的“城村”和“乡村”更需要乡建的关怀，可惜深入真正的“农村”从事实践的中国建筑师堪称寥若晨星。如果说，建筑师的设计在“乡村”是锦上添花的话，那么在“农村”则称得上是雪中送炭。
三“村”之中，“到哪里建”是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城村”舞台逼仄，“乡村”名利双收，而唯有“农村”才是乡建工作真正的试金石。分清三“村”，让我们对那些在“乡村”附庸风雅却声称自己解决了中国“农村”问题的建筑师言论抱之一哂，也让我们对谢英俊、无止桥团队、穆钧等真正在“农村”第一线从事乡建工作的建筑师们平添一分敬意。
叁 · 城乡并流 · 三途同归 · 想怎么干？
不得不说，现阶段中国建筑师们对于新乡土建筑的设计是严重缺乏想象力的，这来源于他们不自觉地在自己的头脑中预设了大片乡建设计的禁区。绝大多数从小在城市里泡大却热衷于乡建的建筑师们，对于城市有着某种从厌烦到逆反的情结。他们热切地希望自己的乡建设计，能够表现出与城市截然相异、超然出尘的观感，因此在设计时频出重手，不把建筑的乡土味道表现到极致誓不甘休，“城市化形式”就此成了他们进行乡建实践的思想禁区。
从设计取向上看，当代中国的乡建实践可分为三大流派——文化流、技术流、社会流。
“文化流”顾名思义，是试图用建筑形式来塑造文化图景，其中又可分为怀旧型的“乡愁派”与激进型的“奇景派”。乡愁型建筑竭力从空间、造型、材料、色彩、工法上与周遭的传统乡土建筑取得呼应，再辅以田野、老树、池塘、禽畜、夕阳、古井、石辗、旧屋等配景，希望营造出鸡犬新丰的时空错觉；而奇景型建筑则仗着在农村盖房没人审批而为所欲为，把在城市中实现不了的极端设计理想在乡间付诸建造。无论是乡愁派还是奇景派，“文化流”乡建最大的软肋是难以获得村社邻里的认同，乡亲们既无法被勾起石头缝里的乡愁，也难以欣赏不开窗户的光墙。这些以抵抗和逃避城市为号召的建筑，实际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丰富了城市中建筑媒体的报道种类并偶尔捕获城里人的眼球。
相形之下，“技术流”乡建则显得颇为务实。“技术流”中也分为“绿建派”和“建构派”，前者强调对竹、木、夯土等乡土原生材料的使用，并重视表现乡土材料在节能和环保上的优越性；后者着重发掘和继承乡土建造技术和传统工艺，推崇原生的技术美学。“技术流”乡建的问题，通常会出在“炫低技”上。在“技术流”建筑师眼中，似乎采用了适用于当地条件的低技术就占据了道德高点，至于设计的空间品质和形式审美等等在农村就都可以将就。此外，低技操作还按照城市中的建筑工艺标准来进行设计，也是“炫低技”型乡建往往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例如，曾被一些建筑师津津乐道的竹模板浇涛混凝土即属此列。
“社会流”主张乡村公共空间是社会组织的反映，并对农村的社会活动能够产生导向性的影响。“社会流”乡建的核心主旨在于通过空间建构来重建有异于城市社会组织形态的村社共同体。因此“社会流”乡建致力于通过空间建设让村社共同体成员具有强烈的内部认同感，而不是彰显建筑师的个人形式趣味。台湾建筑师黄声远是“社会流”乡建的代表人物，他的宜兰实践关注于乡村建筑的在地性，以及村社公共空间系统的一致性、认同性与完善性。
“文化流”、“技术流”和“社会流”，构成了当代中国乡建实践的三条主线。其实，无论哪种价值流派，都不必为自己规定出明确的形式阈限。中国当代乡村，既非一个独立于城市之外的乌托邦，也非寄托既逝传统的文化羁留之地，而是一个嘈杂混乱、新旧兼容、颓废与活力同在的现代生境。对于准备“上山下乡”的建筑师来说，直面现实的勇气要比任何浮华的想象力都更为重要。
收拾好行囊，去吧！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