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情决定了城乡二元结构是对农民的保护
我们国情里面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共有9.5亿农村户籍人口，其中2.6亿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还有6亿农村人口，其中有两亿农业劳动力。所谓农业劳动力指的是主要收入和主要劳动时间在农村。
对于2.6亿进城的农民工，按照他们目前在城市里的就业状况看，基本上70%甚至80%、90%都没有办法在城市体面安居，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今天农民在城里打工，但是他们的父母在哪里？他们的子女在哪里？农民工最多把子女带到城里享受城里的义务教育，其他相当一部分在农村，他们父母全部在农村。他们老了之后，很可能还要回去农村，因为在城里没有办法过上体面的生活，不如在村里生活舒服。中国有13亿人口，其中9亿人口与农村有紧密联系，9亿人口大概有一半的收入来自于农业领域。这个农业领域主要与土地有关，当他们一旦失去土地的时候，他们在农村就没有办法待下去。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把这样一个在城里没有办法体面安居的人群，硬要从农村赶出去，赶到城市里，这是非常大的事情。
中国今天看起来像发达国家，GDP总值是全世界第二，还有就是购买力。总而言之，我们的城市基础设施确实不错，但是中国按人均GDP就是7400美元，在中等收入国家中属于人均收入偏少的类型。我们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按楼继伟部长的说法，只有50%的可能性。而且这50%的可能性，也需要非常智慧。就全世界来看，一百多年来真正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除了韩国，还有“亚洲四小龙”另外三个比较小的国家和地区（新加坡、香港、台湾）以外，基本上没有，中国由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实际上是非常小的。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城市不可能提供大量的让农民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的机会，进城农民工很多会失败，这也与政策和制度有关。农民工进城，生活不好，给他们增加社会保障，增加社会保障，政府出钱？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社会保障，社会出钱，市场行为，谁给你出钱？农民今天都不愿意交社保，为什么？因为工资1/3交社保，还不如今天就用，先过好当下再说。在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我们提供的就业机会，所提供的就业收入水平，也就只能保障今天，不能保障体面的未来，不能保障他全家体面的生活。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没有例外。
在这个意义上讲，既然进城的大多数没有办法体面地在城市里生活下去，我们就要有办法来应对。一个就是中国现在的办法，就是如果进城失败，你还可以回去种田。还有个办法就是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里形成很多贫民窟。
前一种方法，你说农民回去种田，农民工从来没有种过田，还种得了吗？种得了！今天的农业技术，一个是机械化，轻简便农业技术的推广，就使得种田很简单，很容易。中国城乡两元结构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城乡两元结构，但往往不是体制性的。今天体制性的城乡两元结构使得我们形成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局面，一个农民中国，一个城市中国。过去的城乡两元结构从农村提取资源进到城里，今天相对来讲，农民进城的限制只有你有没有钱，你找不找到好工作，在城里做生意赚没赚钱。他赚了钱，很容易进到城里，进到上海进不去，进北京进不去，进武汉还进不了，进县城进的了。这个很容易，没有任何限制，县城今天鼓励农民工进城买房子，农民进城不是问题。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今天的体制性城乡两元结构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限制资本下乡，限制城市过剩的资本下乡。上海的这样一个股市一下涨到五千点，多有钱。在座的也是城市过剩资本的占有者，你们都希望到农村去，买块宅基地，最后享受风花雪月，一年住一个星期，最后土地保值增值。现在很有趣的是，我们的体制性的结构，限制你买，不允许你买，将城市的过剩资本卡住。农民愿意卖？不让你卖。有人说不让他卖太不象话了，为什么要限制农民的权力？当你看今天进城农民70%没有办法在城市体面生活，最终还要回去的时候，回到农村就成了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能不能买卖、是不是市场行为？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
后一个就是像很多国家一样，让农民尽可能进城，并且截断了后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城里人给农民工提供就业和收入的机会，其实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差不多，但是我们中国因为有体制性的城乡两元结构，因为农民可以回去种地，所以我们今天的城市面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极大不同。比如我们到印度到拉美到任何一个发展中大国去看，1/3人都住在贫民窟，中国有没有贫民窟？有人说中国的农村就是贫民窟。中国的农村不是贫民窟！贫民窟的生活是什么意思？贫民窟极度贫困，居无定所，难以治理，它的要害是生活没有希望，所有的土地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归属，没有根，漂泊在农村，最后除非信仰来世，信仰下一辈子，说这一辈子做善事，下一辈子享福，社会才会安定。但是很遗憾，中国人不信下一辈子，如果这辈子过不好，都吃不上饭，到处都是很贫穷的人，社会就会出问题。我的国情决定了城乡两元结构，这也使中国避免了城市大规模的贫民窟，让农民多了一个退回去的选择。这样的国情是好的国情，这样的体制对今天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坏的制度，我觉得这是对农民的保护性制度。
三、中国的农情决定了小农生产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中国今天有两亿多农业劳动力，有多少亩耕地？2亿亩。劳均耕地是十亩。在当前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我们一个劳动力种三十亩地没有问题，耕地不够是个基本事实。农民都认为自己土地少了，都希望扩大种地的规模。这个情况下还推动土地流转，就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我在调研的时候，他们干部说，农民对于土地流转态度非常的鲜明，因为一般来讲土地流转的时候，租金会上涨。原来村里自己流转，你进城打工了，自己土地没有办法种，你给你的兄弟姐妹，给邻居种，给亲戚朋友种，多少钱，一百块钱最多两百块钱，甚至不要钱。我地给你种不要钱，你照看我一下父母，照看一下我的房子。这里面租金非常低。农村里面有一部分农民，因为父母太老和子女太小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愿意进城和不能进城。这部分人都留在村里，在村里种自己的十亩田太少，最后把已经走出农村的人的土地流转过来，一旦流转到50亩地的时候，按照一亩地赚一千块钱算，50亩地就是五万块钱。五万块钱的农业收入，在农村生活成本又很低的情况下，就已经是很体面了。这样，这部分人在农村就待的下来，他们在农村自发形成的土地流转市场上获得了好处。
今天大资本进去了，搞大规模经营，一般土地租金会涨，五百、六百、七百、八百、一千。这样一来，资本下乡带来的土地增值就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凡是在城里打工的农民都非常欢迎资本下乡，但是真正种地的农民非常反对，极大的反对。那你反对无效，土地是别人的，你原来种便宜地惯了，还想占这样的好处，不可能了。结果就是资本下乡对真正种田的非常不利。我们农民分化非常严重，我们要保护哪部分人的权利呢？我们首先要保护种粮的最弱势的农民，因为他们本来也没有多少条件进城，原来还能通过土地流转养活自己，发展农业，但现在这样的土地流转一来，原来种50亩地的现在就又变成了10亩地了，养不起自己，养不起父母，最后含泪进城了。
中国的土地没有人种，这一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我们中国今天有没有土地抛荒，这个要看情况。土地抛荒的情况也有，因为很多人看到。譬如我这里有一些山区来的同学，说我们村里面土地确实抛荒的，我说不抛荒就奇怪了。十种九不收，水利环境差，土质非常贫瘠，本来应该退耕还林的。我估计这样的部分大概有5000亩到一万亩，这些水利条件极差的地方，常年抛荒，土地就没有办法耕种了。还有一种抛荒，是生产性的抛荒。譬如一块地可以种两季或者三季，但实际上现在很多却不种这么多季，而是只在最高产那季种。比如种水稻，最高产的一季一亩地可以收1300斤粮食，要是1300斤粮食最终可以赚1000多块钱，但是要种两季可能最后真正纯收入就降到1000块钱以内了。所以大家实际上是在选择最高收益的那种种植方式，带来了短时间的抛荒现象。
那么为什么种地不划算了呢？因为整个粮食市场，农产品供过于求的局面没有改变。粮库里面粮是满的，生产越多亏得越多。所以最近开始粮食收购价也上不去了，太多了装不下了。这种情况下，粮价下跌、抛荒其实都是市场调节的行为，这种抛荒很正常，甚至是好的。季节性抛荒重要在哪里？第一知道土地应该种一季，具有生产能力，还有一季不种可以看做休耕，我们不要掠夺性的去对待土地。我们要看重的是粮食生产的能力，而不是必须立刻都实现这些能力，不要把所有自然资源都变得非常紧张。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是季节性抛荒，三季改两季，两季改一季，是应对市场的能力。既然粮食生产能力还在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今天粮食缺了，价格就涨了，因为需求肯定非常低，价格一涨农民马上开动马力生产，新的粮食就出来了，粮食就不成问题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保证农民有地可种才是最重要的，至于粮食和土地是不是抛荒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今天这样一个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的背景，以及当下人多地少，农民在城里面不能体面安居的宏观形势下，保证农民有地可种的应对非常重要。全国几乎70%的农民家庭都有人在城里务工，有人在村里务农，自己土地不退。村里务农的是老年父母，城里务工是年轻子女，一个家庭既有务工又有务农的收入，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家里就每年有余钱。一个人感觉自己穷不穷不在于相对收入，每年欠钱，再多的收入，也感觉不爽。反过来想，今天农民全家进城，进不了上海，全家进县城，进县城好处很大，最大的好处是农民全家团聚在一起了。家庭生活其乐融融。但是假如团聚在一起，父母没有劳动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子女在县城里面的工作报酬降低了一倍，家庭的城市生活支出又极大增长。这个全家团聚的家庭在城里还能其乐融融吗？肯定天天吵架，老年人肯定天天看子女的脸色，老年人就气死算了。
我们今天总体人均户均不过10亩小规模的经营制度，老年人来种，既解决了工作和收入来源问题，又有成就感，还能当成休闲，有助于大家庭的和睦。这种情况下，不仅有助于自富，而且有助于保底。大量的年轻人进城，有些父母不种地也进城了，这些土地就由不愿意或者进不了城的农民接过来，租金也非常低，接管下来就形成了种农群体。这样的家庭在全国占农民家庭10%-20%，不多也不算少，他们的收入在村庄，社会关系也在村庄，农业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这样的话，村庄里面，第一是年轻力壮，第二家庭收入完整，第三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的，就会形成非常稳固的社会结构。今天农村大量的资源都进城了，农村为什么还有秩序？很多人以为农村没有秩序了，其实农村今天还很有秩序。我们想象着现在的农民天天愁眉苦脸，但其实原因跟大家想象的很不一样。农忙季节最多两个月，当然种棉花可能不是两个月，种小麦、水稻两个月用不到。还有10个月打麻将，天天打麻将没有意思，这才愁眉苦脸。这种情况下，怎么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才是更主要的问题。
时代不同了，农民天天愁眉苦脸的原因也不同了。现在大量国家资源在投入农村地区，但是如果我们还是按照现在的思路，把资源投入到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话，就会越来越难。所以我们必须考虑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考虑到我们的农村正在产生新的适应当下体制性的结构，并且这个新结构使得我们能够极大的化解我们所想象的小农经济的困境和农村治理的困境。我们应该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去改善农村的状况，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而不是通过新型主体为主导的农业现代化去剥夺农民。
四、农业现代化应当为小农服务，而不是走向新型经济主体为主导的方向
我们有句话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民能否服务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小康社会建设。要是农民生活没有现代化，收入没有提高起来，生活不幸福，我们整个社会的小康社会建设就不用谈了、没有用。我们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会发现，刚才我说的农民全家进城，收入变少、支出变大，非常不幸福。
现在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一个农民在县城买了一个房子，120平米，娶了媳妇，生了孙子。再过几年60岁，在县城里面因为没有收入，这个时候这个家庭总体上就比较贫困了。当他孙子还小，老年夫妻带孙子的时候，闲暇时间不多。孙子上学之后，家庭收入比较低，家庭开支比较大，还要出入宴会，家庭关系就比较紧张。父母天天看子女的脸色，就觉得在城里生活真是不好，极不自在、极不自由。每天小心谨慎，这时候就非常想念自己农村的房子，想要能够回到农村去，还有房子在，那该多好。其实再过20年，很多现在的农民工也都50、60岁了。如果采用现在的农业现代化方式，农民回不去，将来在城里就会非常难受，甚至思路一条，我们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也会很长。
我在农村调研的时候，很多年前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农民进了新房一般不拆旧房，也不是多占宅基地，也没有很重要的用处，但是通常就是父母住旧房子，孩子住新房子。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不让父母住新房子，那么大，反而让父母住旧房子，不是不孝吗？我去很多地方调研都是那样，孩子住大房子，父母搭个棚子，我就觉得道德太败坏了。后来我去东北，一个老人说，我不喜欢住我儿子的房子，我住在我女儿家里自在。后来我一想想通了，女儿比较强势，女婿不敢给脸色看，住在儿子家里，媳妇老给脸色看。一个朋友去看他，就一个白眼过来，所以喜欢住在女儿家里。所以怪不得农民不住楼房，住平房，旧房子。一般不跟子女吃饭，子女吃香的喝辣的，他们说吃不来，他们吃硬的，我们吃软的，这说起来是口味问题，其实里面是有问题的。实际上只要住老房子，就是自由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想大声说话就大声说话，老朋友说来就来，也不用穿拖鞋。
农村老年人为了自由是可以牺牲住宿的环境、可以牺牲吃饭的质量，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所以再回到农村，其实是自由的问题。而且劳动也是一种权利，城里人活动的权利非常可怜，很多人就是跳跳广场舞，在阳台上种花养草，那么小的一个阳台种那么多。农民却有着广阔天地，想怎样就怎么样。能够自由的回到农村，还能保障劳动的权利，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所以现在家庭里面，城里一派，农村一派，家都是分离的现象也很多，那还有幸福可言吗？我在华中科技大学，我们许多老师子女都在美国读大学，在那里工作，他们家都是分离的，但是我看那些老教授也很幸福，经常电话联系。不是经常在一起就是幸福的，他看到子女、孙子在成长，人的幸福不仅仅是物质的，也不是待在时间的长短，是期待和期望，是真诚的投入、不求回报，希望子女真正成长，要将自己有限的生命，转化成子女无限的前途，这种情况下老人就很有成就感，就觉得很幸福。我觉得子女生活在县城，父母生活在农村里面，其实也是这种情况。
反过来看，年龄大的农村人生活在农村，也有好处。住房是不要钱的，有社交网络，心理上有安全感，人生有归属的。前不久北京官员讨论，北京除了可以进八宝山的，都有一个焦虑的问题：死了之后往哪里去？抛骨扬灰有点接受不了，但是又回不了家乡。中国没有无所不在的上帝，我们也没有家乡，那还能不能落叶归根？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农业现代化一定要保证农民的就业和收入，这在现代化当中起到了非常关键和基础的作用，至少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作用，只有当前2亿多户小农从农业中获得就业与收入，中国才能获得廉价劳动力，中国才可以成为世界工厂。过去形成的半农半耕结构，未来我们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就靠它了。
第二，农业就业为进城失败的农民工提供了返乡的退路，从而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区和蓄水池。进城农民工无法返乡，中国可能会出现很大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2100万农民工失业，大家很焦虑，真正全部进城没有农业的时候，穷人一般没有存款，马上面临着饿死人，国家即使有钱救济，救济的体系也很难建立。但是我当时调查下来发现，问题根本就没那么严重。“回来就是家里多一双筷子而已。”务工收入虽然减少了，但回到农村后支出也减少了，所以失业也没有多大问题，失业一年二年三年都可以。2000万失业、5000万失业，一个亿的失业也都可以。这样一来，中国对于经济危机就有很强的抵抗力。所以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虽然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周期问题，但正是因为农村的稳定，使得我们最后总是摇晃几下子就稳定下来，就没有出太多的乱子。
第三，农业的就业还可能成功解决老年人的退养和农耕的结合。有一句话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你要么有精神上的需求，要么身体上总是运动，最终农村的广阔天地是人和自然能够结合的地方，也是解决中国老龄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退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我们今天的农业，我们今天的小农经济还在发挥巨大的作用。
当然小农经济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具体讲了。只从题目的角度来谈一下，我觉得今天小农经济最大的问题，第一个是我们土地太细碎，今天农民不仅仅是人均耕地少，户均不超过10亩，而且10亩往往分在七八个地方，非常不方便。农民说要把十亩地混在一块，他们投入的劳动和生产成本要降低三分之一，农民要土地耕种的方便，但是上层建筑不考虑农民的需要。
第二个问题，我们农业现代化越来越不为小农服务了，越来越为新型经营主体服务。我们国家显然不可能建立两套自上而下的服务体系，一套为新型经营主体服务，一套为小农服务，没有可能性。只能要么为新型经营主体服务，要么为小农服务。他们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对立的。在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新型经营主体为主没有问题，但是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小农体系很重要。中西部地区这样一些小农很重要的地方，我们都在为新型经营主体服务的时候，小农就变成了自我失败的预言。小农不行，要打败小农，结果小农就真被打败了。小农其实很重要，却被我们的政策打败了。
要支持农业以及实现农业现代化。一般说农业是基础，农业很重要，虽然农业占GDP不到10个百分点，但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要支持农业，所以我们每年有上万亿的国家财政资金投入到农村里面，我们觉得太少了，还要增加。为什么农业重要？其实农业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来讲，有三个极其重要的功能，第一是粮食安全，没有粮食要饿死人，这个事情非常重要。第二农民的就业和收入，这个也非常重要。农民要是没有农业的就业和收入，这个问题极其严重。第三，农村是稳定区和蓄水池。
之所以搞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担负了三大功能。农业担不担负让农民致富的功能？这个不是必须的功能，当然有更好，没有也可以。三大基础功能，这意味着我们给农业大量的支持，我们的农业现代化，应该围绕这三大基础功能做的。我们要让所有人很富裕，而且要让大家自己上市场上去想办法，但是总会有人失败，就要对他保底，恭喜成功者。我们要让失败者也成为亿万富翁是没有可能性的，农业现代化要围绕为小农服务，小农经济正好可以解决我刚才讲的农业三大功能。
小农种田比资本种田要的政府投入和支持少，粮食产量高。小农种田就为农民提供就业和收入，为我们解决老龄化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应对途径。正是因为农民就业，使得农村成了中国的稳定区和蓄水池，要是所有农业现代化都是把农民撵出去，农业成了资本的规模农业，农民进城了，在城里没有办法体面生活的时候，社会就爆炸了。这样的话，对大多数地区而言，我们要将财政资源用于雪中送炭，用于为小农提供基础的生产生活条件，为他们解决个体在生活生产中没有办法解决的公共服务，并想办法出主意提供支持。
从这样去看的话，我们今天资源的投入，基本上投错了方向，并且这样的投资，很重要的一条要和农民的参与结合起来。今天我们资源大力投进去和农民没有任何关系，最后是项目治国，让基层政府统筹。我前不久到一个县区调研项目，说统筹比不统筹还坏。原来雨露均沾，无论怎么分，大家都能分到点。现在以项目方式的投入，却出现了很多投的时间和地方都不对的现象，而且还有公平性的问题。因为几乎所有的资源，都被统筹到几个样板村，其他村都得不到了，打造的那些美丽乡村，根本就无法复制。
五、我们应当从国家的实际状况来理解和评价农村的制度
最后一部分我想讲一下，按西方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来认识中国，就难免得出错误的结论。中国这么快的发展，而且发展中的变化也很大，应当出现严重的不稳定问题，但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中国一直保持着稳定？原因其实是，我们现在的制度虽然不是太好，但是也不太坏，可以对发展起到保底的作用。我们不能用小资情绪、用站在外面的态度去看农村。进到农村里面去，你会发现农村非常有趣和谐的一面，我们今天的中国，正是因为有小农经济，才获得了稳定的保证。
今年春节调研时跟农民讨论，一位农民说，自己的邻居很有趣，生了两个女儿，双女，因为计划生育没有要儿子，赚了很多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不再生育了，过了60岁就有计划生育保险，夫妻每个人每年900块钱，养老保险每个人一个月70块钱，一年840块钱，夫妻两个1680块钱，还有低保。按城里生活的话，这些钱没有办法糊口。但是对农民来讲，这个钱很重大、很多。我在全国调查的感触是，所有老年人都说，我们的生活叫有饭吃，没钱花。怎么有饭吃？很简单，土地给到子女种，他不种，子女一年给他五百斤粮食，他吃不完，这个粮食可以养鸡喂猪。为什么没钱花？因为子女每个月给二十块钱，最多五十块钱。你如果抽烟，三块钱一包的烟的话，这些钱也就没有了，到最后三块钱一包烟要节俭，三天抽一包，主要是用来买油买盐的钱。子女为什么不多给？看起来就像是规矩，全国基本上差不多，也有差异，但总体差不多。现在股价一天涨多少钱？五六千块钱农民觉得根本用不完，一定要积攒下来到城里给子女买房子。到最后这个社会结构，只花一点钱，就可以买数亿人的感激和感动，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结构有弹性，有很大的弹性。
社会结构有弹性的时候，只要一点点政策的调整，一点点资源的投入，就可以换来社会的满意度。利益这个东西非常有趣，得到就不可失去。当我们都得到了巨大利益、且都不能失去的时候，一旦发展缓慢，而我们分担的预期却再继续增长的时候，就会由个人聚集为群体、由群体聚集为阶层、由阶层聚集为阶级，每一个阶级一定有政治人物跳出来代表他们，最后是这个社会里阶级混杂，群体之间强硬对抗，那么还怎么稳定？所以说，正是广袤的乡村，为最底层的、处于社会位置最下层的农民提供了退路，最后使得这个社会有巨大的结构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刚才李院长讲的制度性城乡两元结构，对保护农民是非常重要的。
昨天和张尚武院长、栾峰老师讨论的时候很有启发。现在搞乡村规划，感觉到长三角比较活跃，像武汉地区等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不够活跃。这其实很正常，在长江经济带，以及在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地区，都成了城市带的一部分，城市发展所形成的利益最后附着在农村的土地上。我在苏州调研，我看了农民的别墅，建的真好，50万的别墅，城里人花三百万买不了，他认为他是别墅，他享受土地价值性的收益。在城市带地区，在绍兴调研的时候，一个宅基地卖两百万，还不一定买得到，村里人自己买，外面人不卖。这样的情况下，村庄里形成了大量的价值的附着，最终这些价值附着使得地方农民的需要突破了既有的社会结构、既有的制度结构和既有的规划结构，他要进行土地规划。既有钱也有需求，这时候自然欢迎大家去，做规划就有很大空间。中西部地区，大量的人口流出，农民的宅基地最后值不值钱？宅基地不值钱，农民最后进城，这个宅基地的房子五年没住人，十年没住人，自动倒了。倒了要维修，我知道我回不回来？我不知道，不知道去维修吧，我不回来白维修了，但是我要是进城不体面还回来。所以维修不维修，农民就很纠结。一个村庄里面，有二十户人家，有十户人家房子倒掉，还有十户人家住在村里。现在要娶媳妇，旧房子不时兴，建新房子，建到旧宅地，这个地方人气不行，最后大家搬走。国家不可能在这修基础设施，建到这交通不便利、生活不便利，不能建到这里，建到哪里？又没有规划，没有人给我规划。最后我要利用公路作为基础设施，建到公路边上。因为又没有规划，地不是我的，建的时候就没有信心，先打个红字、打个地基，没有人管的时候，建一层的楼房，再没有人管建两层，再没人管装修一下、娶媳妇。
假定在离土地不远的小集镇交通便利的地方规划一处平地，建上基础设施，最后让农民可以自愿搬到这，愿意搬就给你一块地，前提把原来的宅基地复垦。农民为了享受基础设施，最后很快会搬到这里，他就自发不要国家出一分钱，最后形成规划。这种规划比较保守，适应农民的需要，不是一天变成美丽乡村，最后不一定很美丽，但是很适合农村的情况，现在也许不住，但是今后也许就住了。有几种情况。第一，进城失败了，还回来。还有一种情况，进城了成功了，但是子女的成功不等于他的成功。第三种情况，他在北京当了高管，他老了回到村庄里面，有点风花雪月也不错，我到老家生活一下可不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条件、经济发展与规划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中国的差异，南方农村特别是广东、福建、广西、江西，包括湖南一部分，这些地区在解放前的时候，农村里的土地1/3、有的地方甚至一半是公田，到北方，公田只有几块。长江边上三家五家，很少有大规模的聚落。这样的区域差异对人们的心理、对村庄的文化、对社会的结构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也需要讨论、也可以讨论、也值得讨论。
六、结语
我们一定要理解今天的农村和农业都很复杂，不能在一些地区实现制度创新，就简单变成全国的政策安排，那样会出大问题。全面上来看，我们对三农问题复杂性的理解，还远远不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产生了很多的愿望，结果非常可怕。规划还是要保守一些，三农政策也还是要保守一些，先要理解当下、要珍惜现在。中国的今天，我们可以用两种说法。第一假定某种制度改变了，今天会更好。还有一种可能，我们中国今天之所以这么好，正是因为最近三十年的发展，连续二十多年实现两位数增长所带来的，而这种增长的背后，恰恰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所谓不好的制度所支撑的，而且这个不太好的制度还可能支撑着我们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那么我们到时要考虑一下了，这个制度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今天讲的不一定对，但都是批判性的，批判性的思维是我们搞规划教育非常重要的方面。可能内容不一定与大家希望的对应，但精神应该是和大家契合的，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