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如何管理并服务好超越村界的新型社区是新型乡村治理面临的一大挑战。在村庄合并之前，原有村中已有本村的精英在管理村庄。现如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带来的村庄合并，一方面带来部分精英“领导”职务的丢失，另一方面新型社区的“领导”也不可能对所有的村庄都知根知底，新“领导”对社区的管理、整合能力可能不及昔日的族长。而且，新社区实行的依然是村民自治制度，这就可能引发精英们为赢得社区管理控制权展开博弈，不仅影响、削弱了精英们自身力量的发挥，而且还致使农村社区难以形成具有持久影响力、可以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的权威中心。因此，如何管理服务好超越村界的新型社区，将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传统乡村治理结构嵌入到开放的新型社区建设之中，也是新型乡村治理面临的一大挑战。此外，随着新社区的建设，社区内公共事业的投入不断增加，事关村民生计的许多公共服务职能向基层不断延伸，乡村治理的外延逐渐扩大，如何承接这些任务、保障好公共服务的供给是乡村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二）“空心村”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首先，影响村民政治参与的效果。目前，农民主要以村民自治的方式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管理，村民自治作为扩大农村基层民主的伟大创举，在保障农民民主权利、组织乡村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空心村”的出现及大量存在使得村民自治的效果大打折扣。一方面，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且常年在外，使得村治权力难以触及到治理对象；另一方面，由于外流的大多是能力和学历较高的年轻人，留守人群以老弱、妇女和儿童为主，农村面临人力资本流失、人才短缺的困境，给村级管理人才的补给和更新带来了困难，某些村庄甚至找不到合适的村干部人选。空心化或半空心化的情况下，仅靠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很难进行有效的民主决策和村庄建设，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民主选举时只剩老人、妇女投票的现象。较高素质人才的大量流失使得村干部素质结构和村级选举有效参与率不断降低，这都影响了村民政治参与的效果。此外，这种情况也很难保障全体村民的权利。仅靠老人、妇女、儿童不能有效监督村官权力；村民的政治参与度低导致村民的意愿得不到充分尊重；外出村民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等。
其次，影响村中的治安状况。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导致农村人口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其安全保障体制也必然面临新的挑战。近年来，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空心村”内治安出现很大问题，盗割电缆，盗窃家电、粮食等案件频发；农户为脱贫致富而圈养的牛羊猪、鸡鸭鹅等牲畜和家禽也难以幸免。由于家中只剩老人、妇女和小孩，即使在正面遇到类似情况时，家中成员也无法上前制止，或者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只能眼睁睁看着事件发生。
再次，影响公共服务的供给。在留守老人和妇女占大多数的“空心村”，传统垂直的线性行政管理方式很难提供深入细致的公共服务，无法从长远上满足农村困难群体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这既有农技服务供给的缺失（如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年久失修等）和公共卫生服务的供给缺失（好多“空心村”内环境“脏、乱、差”，垃圾遍地、杂草丛生、污水横流），也存在原有道德秩序、纠纷调处以及心理疏导机制的缺失等社会工作服务方面的问题。
最后，对留守老人和妇女的帮扶缺失。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的大量外出，给留守妇女留下了难题：照顾老人和子女的负担加重、夫妻情感和精神慰藉缺失等。部分留守老人因得不到子女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面临生活困难，甚至生命安全都受到极大威胁。近年来，关于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被强奸和自杀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
（三）“超级村”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在“超级村”的发展和扩张过程中，治理体制滞后亦会引发突出矛盾。具体面临的问题有：
第一，僵化的村籍制度引发财富和福利分配的矛盾。“超级村”本身并不具有城市的开放性和容纳性，在僵化的村籍制度下，村庄往往以自己的土着村民作为村庄经济的利益主体，而对新加入群体采取排斥性和歧视性措施。这就导致新加入村民和土着村民间在利益分享中有着截然的差别，且这种差别反映在村庄利益分配的各个领域，包括村集体财富、社保和各类福利等，就如同一道鸿沟把组织内外的人一分为二，形成封闭的村庄利益格局。但是，如果将村集体财富等共同分享，又会引起一些土着村民和村领导的反对。长此以往，容易引发新加入村民和土着村民间的矛盾。
第二，人口变动增加治理难度。随着“超级村”的扩张，人口规模由原来的几百、上千人变为上万甚至十多万人。而且，村庄中除当地村民外，还有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等，这就会增加村庄管理、服务、协调的幅度。此外，村庄间的兼并、人口的大量集聚，容易引发村与村、家族与家族、村民与外来务工人员之间在资源、财富上的冲突。加上原有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历史恩怨，矛盾就更加复杂，这势必会影响村庄稳定，进一步加大了村庄治理的难度。
第三，治理内容发生变化，容易陷入“小牛拉大车”的困境。最开始，村庄只需要管理小范围的区域、服务好几百人的群体，依靠村集体企业创造的财富就足够。村组织管理的主要职责也就基本围绕在村集体的公益事业，如修路、办学和综合治理等。随着村庄的扩张，管理范围和服务人群也随之扩大，对村庄产业发展提出了新挑战。村庄扩张后，更需大力发展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增加村民收入、改善村民生活。除此之外，还要为村内的村民和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各种服务和保障。如果治理不善，就会陷入“小牛拉大车”的困境。
第四，村庄高度集权，容易滋生腐败。“超级村”的发展大多靠的是能人带领，而村庄的“领头羊”往往又高度集权，在村中拥有绝对的权威，可以支配几乎所有的村庄资源；而且，“超级村”大多产业庞大，集体收入很高，但村集体产业的管理控制权往往集中在“领头羊”及其家族手中。村庄管理者能否廉洁治理、合理分配财富也是“超级村”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四）“城中村”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不可否认，“城中村”在城市发展的初级阶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日益严重的“城中村”困局为新型乡村治理带来了挑战。一方面，人口杂乱，治安形势严峻。“城中村”中的村民主要由村民、市民和流动人口混合构成，人员混杂；而且，在城中村内的流动人口又以中低端劳动者为主，治安问题面临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乱搭乱建的出租屋广泛存在。为向数量庞大、经济收入又不高的流动人员提供房源，城中村大多在宅基地的基础上进行盲目扩建，形成了“贴面楼”、“一线天”等独特“景象”，这种高密度的住宅群给社区管理，特别是给治安、消防等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再有就是基础设施不完善，环境卫生条件差。与城市相比，“城中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依然十分落后，且由于大量流动人口的快速涌入，生活垃圾暴增，垃圾成灾。
三、如何推行新型乡村治理
新型乡村治理，不能按照传统的乡村治理方式搞“一刀切”，而要迎接新型农村社区、“空心村”、“超级村”、“城中村”等新情况带来的新挑战，进行全面、系统分析，因地、因村制宜，解决好新问题，实现新发展。
（一）如何治理新型农村社区
首先引导农民向居民的实质转变。伴随着村庄成为新型社区，农民也转变为社区居民，这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更包含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等的转变。在原来的村庄生活，农民基本上过着“院内养鸡鸭、养猪或种菜”、“烧柴做饭”、“火炉取暖”的庭院生活；集中上楼居住后，旧有的庭院没有了，至多变成了面积狭小的车库或仓库，原来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天然气做饭、集中供暖成为了“必需”，公共活动空间也变得狭小。这些突如其来的改变让农民短期内难以适应，因此，需要集体组织加强对农民特别是中老年农民的引导和帮扶，帮助他们逐步转变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实现其从农民向居民的转变，以更好地适应社区生活。
其次，开辟专门的公共活动空间并加强管理，丰富居民生活，增进联系。与村庄相比，新型社区的公共活动空间变小；社区中的高层住宅和防盗系统也隔断了原始村民间深厚的乡土联系和沾亲带故的温情关系，弱化了社区的凝聚力。因此，要改善该状况，一方面，可以在社区中专门开辟出一片公共活动空间，建设活动广场和文化书屋、棋牌室等，增添体育健身设施，吸引村民前来，共同“分享”；另一方面，可以组织开展诸如跳广场舞、扭秧歌、棋牌比赛、羽毛球比赛等活动，既可以丰富村民生活，又可以增进彼此间的交流和感情。
最后，创新社区管理形式，强化服务供给。在城市社区，居委会更多地扮演着“收费员”的角色，对社区的管理主要体现在收电费、水费、燃气费等比较“虚”的服务方面；而在农村，村委会更像一个“大管家”，为村民提供较“实”的服务，村民间不管是在经济、土地等大的纠纷，还是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矛盾上，都可以找村委会调解。因此，虽然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实现了村庄向社区的转变，但社区组织在管理和服务上依然不能弱化其功能，依然要做好为村民服务的工作。此外，在村庄变为社区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合并后各村组织间的关系，管理并服务好超越村界的新型社区也是新型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因此，必须创新社区管理形式，将村民自治有效嵌入其中。可以在新型社区中成立社区党总支部，由乡镇干部兼任总支部书记，各合并进入的村支部书记任支部委员，从而使社区建设牢牢置于党委的领导下。社区党总支部扮演着原来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角色，由社区党总支部管理社区事务，并为社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纳入社区的原来各村的经济事务则暂时仍由各村各自负责。
（二）如何治理“空心村”
首先，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吸引人才回流。出现“空心村”难题的核心在于村中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而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主要在于农村的推力因素，而农村推力因素中的关键又在于务农的比较收益太低。因此，要破解“空心村”难题，核心是培育扎根在农村的“人”和吸引人才的回流。村庄有了人气，资源才能回流。因此，要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保证在农村务农的收入多于外出打工的收入，让其在农村就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增强农村的吸引力，吸引人才的回流。如果可以实现部分农村劳动力的回流，那么村庄建设就有了人才和资金基础，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帮扶难题也会得到有效缓解。
其次，改善村民参与，提升村庄治理水平。村庄空心化的情况下，可以根据村庄外出人员的实际，合理调整村民大会、村委会选举时间，以减少委托投票情况，从而保障外出人员能够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中来。同时，要保证留守老人和妇女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权利。坚持落实村务公开，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加强对村级组织的监督。
最后，加大对留守老人的帮扶力度。当前，农村社会化养老机制尚未形成，传统的家庭养老仍是农村养老的主要形式。外出子女要经常与自己父母保持联系，按时给老人寄钱送物；家中大事多征求父母意见，即使没有事也要经常与老人通通话，加强联系；条件允许的话，最好经常回家陪陪父母。就村集体而言，要加大对留守老人的帮扶力度，村干部可以定期到老人家中走访，陪老人聊天解闷，做点家务活等。
（三）如何治理“超级村”
一方面需要创新管理体制，避免陷入“小牛拉大车”的困境。“超级村”的治理难题，主要源自于村庄扩张导致的村庄规模的扩大。在村庄扩张的进程中，伴随着管理辖区范围和人口规模的迅速增加，因此，如何管理好比以前大得多的地片、服务好比以前多得多的人口，并处理好原住民和新住民间的关系和利益分配，是避免陷入“小牛拉大车”的困境的关键。这就需要村组织创新治理体制，一方面，可以增设管理机构，做好新增辖区和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实现扁平化快捷管理和服务。
另一方面，完善财富分配和调节机制，在原住民和新住民间合理分配村集体财富和福利，保障好所有村民的利益，让所有村民分享到村庄经济发展的实惠。当然，一切工作，包括村民的收入来源和分配、村庄的建设和发展的前提都是村庄经济实力的强大，这就要靠村庄的产业来支撑。因此，村庄产业的管理和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需要实行参与式管理，鼓励民主参与。“超级村”在本质上仍然属于村，村民自治仍应在“超级村”治理中发挥作用，加强村庄管理、促进村庄发展、维护村庄和谐仍离不开村民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因此，可以实行参与式管理，鼓励村民民主参与；坚持民主理财、村务公开；同时注意制约绝对权力。
（四）如何治理“城中村”
“城中村”治理面临的困局与外来人员特别是农民工群体大量向城市涌入是分不开的。外来人员特别是农民工群体往往工作不稳定，收入也较低，而城市中的房价或房租价格往往比较高，这就带给外来人员很高的住房压力。因此，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凭借低廉的房租优势和较为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员的进入。现有的“城中村”治理大多是采取“驱逐”外来人员的策略，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短视行为，根本无法“赶走”外来人员，只能逼其“逃”到更远的郊区或城中“不起眼的角落”。因此，当前，“城中村”治理的关键是解决好外来务工人群的“就地入住”问题，一方面，可以对当前“城中村”的廉租房进行改造升级，合理改建廉租房，合理布局房中格局，以便让外来人员“住好”。同时，也不能忽视出租屋的检查、登记工作，仍需定期、不定期地进行清理、整治，对改造不合格的出租屋坚决予以取缔。另一方面，需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服务。在外来务工人员的法律维权、就医、子女入学、卫生、社会保障等各方面，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为其提供较合格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确保其“过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