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科技支农了20年，今年，刘克峰教授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赚钱了。
延庆县委组织部和北京农学院合作，依据各乡镇产业特色和教授们的科研成果，在15个乡镇的产业基地挂牌成立了16个教授工作站，并规定，教授们可以以技术入股，享受合作企业20%的利润分红。
今年50岁的刘克峰教授是北京农学院城乡发展学院院长，他致力于畜禽粪污处理研究20年。20年来，他带领研究团队在京郊大地进行科研实践，研发出了高效率、低成本、易操作的高温堆肥和干法厌氧发酵技术，建立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畜禽粪便、废水处理和粪污自由深度开发利用一体化的成套设备工艺技术体系。
凭借这套技术，他把“京郊养猪第一村”变为“北京最美乡村”，让多个曾经粪污遍地的养殖小区变得清洁美观，还技术支持农民创业，建起了多个有机肥加工厂，直接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可这些年来，刘克峰一直在无偿付出。
“就觉得作为科研单位，我们有这个职能，也应该担负起这份社会责任。”刘克峰说。20年来，他记不清有多少个周末是在郊区农村度过的。“我老父亲对我的基地都特别熟悉，因为周末没时间陪他，我经常带着他一起下乡，我干活儿，他就在周边溜达、和农民聊天，散散心。”说起这些，刘教授脸上满是对父亲的愧疚之情。
免费的科技支农，在扶持农村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方面成效显着，也有一些弊端。
“科研人员得不到正向的激励，科研工作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刘克峰说，虽然每年，都能收到被支持单位送来的锦旗、感谢信等精神上的奖励，但自己的成果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没有量化的成果。
而且，刘克峰不是一个人下乡，而是一个团队。“包括我们同一个教研室的老师们，还有我的一些博士生、硕士生。学生们在一个基地比我呆的时间还长，我负责的基地多，经常是哪个出了问题，或者我不放心，就去看看。”
近些年来，带学生下乡，刘克峰心里越来越过意不去。
“因为是义务的，完全没有收入。可学生们有的已经成家，也需要买房子、车子，给孩子买奶粉。如果不下乡，哪怕做家教，也能有点儿收入。这对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来说，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只做技术顾问，也让刘克峰没法深度参与企业发展。
“我曾经扶持过一个农民企业，用的是我的技术。没赚钱的时候还能严格按照我的技术标准来，赚钱了以后，他们开始在肥料中添加一些我认为不能添加的东西，但这时候我说什么他们已经听不进去了。”这让刘克峰非常苦恼。
今年，延庆县委组织部对以往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工作加以创新，在过去“一个市级专家＋一个县级专家＋X个农村实用人才”的“1＋1＋X”的基础上，结合去年本市出台的《加快推进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协同创新若干意见（试行）》（简称《京校十条》），推出了“教授工作站”。
全县15个乡镇结合自身的产业特点提出需求，北京农学院针对需求推荐专家，最终，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植物科学技术学院、园林学院等8个学院的16位教授带领团队，在15个乡镇挂牌成立了16个教授工作站。
刘克峰和养牛专业村旧县镇大柏老村的农民企业——北京大地聚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由刘克峰教授负责这家有机肥料生产企业的技术支持，同时，刘克峰和他的团队，享有企业年利润20%的分红。
“主要通过我的技术，提高他们的产品质量，质量上来了，销售就有保障。而且以后这家企业可以打我和北京农学院的牌子，我们也会多方面帮助他们宣传，打开销路。”刘克峰说。今后的分红先交给学院，由学院进行再分配。“根据我们每年的利润，大家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技术、产品，到底有没有市场价值，到底值多少钱。”
有钱可赚，必将对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形成正向激励。
“在这个政策的激励下，我相信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会愿意下乡，愿意看到自己的科研成果得到转换，既能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也能通过经济收益体现自己的价值。”刘克峰满怀信心。
与之合作的农民们更是喜出望外。
“别说教授了，像我们这样村里的企业，就是聘个博士，花多少钱都没有人愿意来。”北京大地聚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大柏老村村民马永存说，“多亏政府搭桥，咱才攀上了高亲！”
以往的科技支农也不少，但马永存觉得不解渴。“人家只负责技术，后面销售什么的就跟人家没关系了。”现在双方有了利益共享机制，教授们不但负责技术，连带着销售问题也要跟着一起考虑了。
“别说20%的利润，再翻一番都不多！”马永存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