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增长的必要性”
《收缩的城市》一书，汇集了德国联邦文化基金发起的“艺术与城市”计划历时三年关于收缩城市的研究成果，它以底特律、哈勒—莱比锡、伊万诺活和曼彻斯特—利物浦四个都市区域为例，探讨了正在收缩的城市的起因、结果和文化观。2012年9月，《收缩的城市》中文版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印出，该书主编菲利普·奥斯瓦尔特（PhilippOswalt）在中文版序言中写道：“可以很清楚的是，气候变化和化石燃料时代的终结，将成为新的城市萎缩过程的重要原因。21世纪城市萎缩的进程不仅会继续深化，也会出现新的形式。中国也将受到影响。”
《收缩的城市》细述收缩起源的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去工业化，即指工业与服务业在全球分工中的重新分配，导致某些城市和地区地位的上升或下降，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第二种是郊区化，即居民、工业/服务业、文化从大城市的中心向偏僻的地区迁移，如底特律；第三种是转型，如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的结构转变。
参与该项研究的克劳斯·荣内伯格（KlausRonnegerger）认为，城市收缩代表了资本主义的持续危机，“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在一段时间里能够符合眼下发展模式的地景学景观，但在下一轮循环到来时却不得不毁掉它”。社会学家瓦尔特·奥斯瓦尔特（WalterOswalt）则直斥人们司空见惯的荒谬现象：“现代经济秩序的能源基础是破坏性的，化石燃料的燃烧正导致世界气候的破坏。然而由于这种破坏使得大片地区需要人工灌溉，上百万的人被迫迁移，还有巨大的防护大坝需要修建，它实际上却会使国内生产总值得到提高”，“‘增长的必要性’是对今天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批评。它涉及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在不断扩张的基础上，现代的经济系统才能生存。资本主义的运作系统是一个刺激性的系统，它依赖于预期中的增长。一旦增长停止，那么整个系统就会崩溃”。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进入基于“增长的必要性”的全球体系。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已无法置身事外，随着这个国家人口红利的缩减、国内环境成本和劳工成本朝着正常情况回归，全球资本势必寻找新的洼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以美国的“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为标志的“去全球化”也将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构成冲击。好在中国还有巨大的内需等待发掘—2011年，按常住人口统计的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3%，若按城镇户籍人口统计，城镇化率也就在35%左右。中国实际的城镇化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低于一些与中国发展阶段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左右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联合国关于世界城市化展望的研究报告预计，中国城镇化从现在到2030年还会保持一个较快的速度，届时城镇化率将提高到65%~70%左右。目前，中国每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有1000多万，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量，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中国城镇人口还将增加3亿左右，相当于美国的人口总量。
城镇化已是未来二十年中国最重要的发展机遇，也是中国应对“去工业化”、完成13亿人口的社会转型——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社会转型——的战略工具。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随着全球制造业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内工业结构优化升级、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第二产业就业空间缩减，“去工业化”必成为中国面对的挑战。同时，中国的社会转型已进入关键期，能否成功“过河”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在拥有巨大内需与强大支付能力支撑的发展平台之时，也面对动荡不安的发展环境，只有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建设体格强健的城市，才能最优地利用这个发展平台，对抗来自国际国内各个方向的折腾，不至于迅速沦为“增长的必要性”的牺牲品。
提高城镇化质量
在埃德蒙·培根看来，紧凑、宜于步行、公共交通与高密度人口相匹配的老北京，在运行上不需要消耗太多的能源，因而是良性的城市形态。他赞赏的“把开放空间做在里面”的北京四合院模式，使城市在舒适度与紧凑性之间获得了平衡，并不会像“把开放空间做在外面”的美国城市那样，失去界面连续的街道。62.5平方公里的老北京城内，高密度的路网提供了大量临街商业空间，使这个城市在1949年养活了130万人口，每平方公里供养逾两万人。相比之下，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8500人，2011年降至7700人—这个国家人多地少，城市土地的利用效率却乏善可陈。
1989年北京拒绝参加培根主持的会议，为今天中国城镇化的现状写下一个注脚。正是在那时，中国快速城镇化的大幕因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而被拉开。2010年中国的城市数量达到657个，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达到125个。可这些城市皆以美国的“汽车城市”为蓝本，致力于拆除紧凑的老街区，以摊大饼的方式向外扩张。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撰文指出，开发强度指一个区域建设空间占该区域总面积的比例。考察中国主要的城市化地区，开发强度已经偏高。上海的总面积是近7000平方公里，开发强度已经达到36.5%，若扣除崇明、长兴、横沙等不宜大规模开发的1000多平方公里的三岛面积，则开发强度近50%。北京的面积是1.6万平方公里，若扣掉不宜开发的1万平方公里的山区，开发强度是48%。国际上，大巴黎的开发强度是21%，大伦敦为23.7%，日本三大都市圈平均的开发强度是15%，东京的开发强度最高，也只有29.4%。香港、深圳、东莞大体上属于同一尺度空间单元，香港的开发强度为21%，深圳、东莞分别为46.9%和42.3%。
“我们未达到后工业化时代，却已提前预支了那个时代的土地资源。”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发出警告：一些城市摊大饼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已经没有空间可摊了，“以大量开发建设用地、消耗绿色土地空间的建设方式，资源前景极不乐观”。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即使按照日本这种最节能、能效最高国家的标准（人均消费石油17桶），乘以中国现有的人口数，也高达36亿吨；而现在国际上每年的石油贸易量才20亿吨，2009年全球石油总产量才35亿吨。建筑与交通的能耗占全社会总能耗的60%左右，而且呈现“刚性”结构。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的能源安全是由现在的城镇化模式决定的。
提高城镇化质量已是中国必须破解的难题。今天，中国的规划师能否走出认识上的误区，理解当年培根对北京的判断，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这道难题的破解—解铃还须系铃人，100多年前霍华德（EbenezerHoward，1850—1928）所幻想的旨在消减城市人口和密度的去中心化乌托邦，正是通过他们的传递才催生今日中国城市的现实。《收缩的城市》对霍华德的遗产如是评价：“这种去中心化有许多称谓，常见的有‘郊区化’（suburbanization），或贬义词‘蔓延’（sprawl），但本质上它形成了一种与旧的城市化相抗衡的新城市化形式”，“在美国这一影响由于多种原因而被‘涡轮增压’（turbocharged）了。”
眼下，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的汽车销售市场，在许多城市的新区，比如上海的浦东，公交车即使开到了居住区的门口，也很难对住户有吸引力，因为从大门进到住户的家门，往往要步行10分钟。这刺激着每家每户去购买一辆小汽车，甚至是两辆。“22%的底特律人没有汽车。这个城市的公交系统并不稳定，只有没有其他选择的人才会坐巴士。”《收缩的城市》的这些话语，仿佛是对当下中国城市的白描，让人无法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