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的双向维权模式，我不敢说保证杜绝任何农民工维权悲剧，但至少可以十分有效地控制这类悲剧的发生！”昨日，信阳市总工会主席陈民说。这位老工会主席，8年来致力于信阳212万名外出农民工的维权工作，带领信阳8县2区工会人，成功探索出农民工双向维权“信阳模式”，为全国农民工维权工作提供了范本。
10年前
一场悲剧震惊信阳
“如果不是 10年前商城县那起农民工群体性矽肺病事件，恐怕不会有信阳农民工维权工作今天的局面。”信阳市安全生产监督局局长罗传亮告诉记者。
商城县是国家级重点贫困县，总人口74万，常年有19.76万人外出务工，占全县总人口的28%。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走出去的农民工文化低、技能少，在外地主要从事脏、累、险的工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2001年，该县159名务工人员在江苏宜兴市石英砂厂患上矽肺病，10人先后死亡。死者的亲友向宜兴方面索赔无门，另外149名矽肺病患者也在病痛中挣扎，陷入绝望。最后，农民工集体找到商城县政府、工会，请求县委、县政府帮他们讨还公道。
159名农民工的悲剧，让商城县委、县政府、县工会深感震惊。当时担任商城县县委常委、统战部长的罗传亮，受县委委托，代表县委、县政府前往宜兴交涉。与此同时，县工会将情况逐级上报信阳市总工会、河南省总工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工人日报》、《河南工人报》及本报对此事跟踪报道。经多方努力，商城县为这些农民工成功索赔440万元，同时索还农民工工资47.5万元、交通费1万元。这起事件，被称为全国农民工集体成功索赔第一案。
在大连
信阳农民工遭遇悲剧
2008年，一个来自信阳新县的农民工，以大连市职工代表的身份，庄严走进全总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他就是昔日的拆迁工人、现在的大连·信阳（新县）进城务工人员工会联合会主席袁继斌。
上世纪90年代，全国100多万农民工云集大连。全县总人口不过30万的河南新县，居然有6000多人拥入大连。10年间，大连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新县人拆除的，新县人的总拆迁面积有3000余万平方米。新县人自豪地说：新县农民工拆出了一个新大连。
为此，新县农民工付出了巨大代价。10年间，大量农民工在拆迁施工中因工伤致残，10多名农民工因安全事故死亡。“我们都是流动作业，没有单位，没有依靠，出事了，很难得到应有的赔偿。”袁继斌说。
人身伤亡事故得不到处理，正常的诉求得不到重视，少数农民工就纠集同乡好友，采取暴力或其他过激方式为自己讨还公道。结果往往酿成新的悲剧。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觉得后怕。2004年以前，大连警方总是不断地前往新县，调查、取证、抓人。新县人 在大连伤亡、被抓，不断出事。”新县一位务工人员说。
各方反思 双向维权全面启动
信阳全市人口820万，有212万农民工常年在外地，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和欧美、日韩及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农民工，每年给信阳市带回190.9亿元的劳务收入，占该市国民生产总值的20%。
商城矽肺病事件刺痛了信阳各级党委、政府。2002年6月，信阳市总工会召开了主席办公会，将维护百万劳务大军合法权益作为市总工会的重点工作。在务工输出地和务工所在地同时“双向维权”的设想，初步提出。当年9月，信阳市委在商城县召开会议，出台了《关于维护外出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指导意见》，农民工双向维权工作全面启动。
“作为农民工兄弟的领头羊，我也开始反思过去的一些维权做法。”袁继斌说，那时候，新县农民工兄弟往往是通过拳头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每次过激维权的结果，往往是新的损失的开始。“单打独斗去维权，太难了，还是得联合起来，依靠群体，依靠政府。”
2003年10月，以袁继斌为代表的40多个新县农民工同时向大连西岗区总工会和新县工会递交了成立工会组织的请求。
信阳模式 8年讨回2.3亿元欠薪
2003年11月，大连·信阳（新县）进城务工人员工会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正式成立，并成为大连市西岗区总工会第51个直属基层工会，7000余名来自新县、以房屋拆迁为生的农民工，有了自己可以依赖的组织。
“这是信阳双向维权模式的典型。就是在农民工输出地（源头）建工会，该工会在务工输入地派驻常驻机构，吸收务工地农民工入会，由农民工输入地属地管理。输出地和输入地两家工会联合互动，双向为农民工维权。”信阳市总工会主席陈民解释说。
此后，按照这一模式，信阳市克隆出息县总工会驻惠州市农民工维权服务中心、潢川县驻郑州市农民工党支部、淮滨县驻北京市农民工维权服务中心等209个帮农民工维权的机构。
驻外工会组织与当地工会成功对接，在当地工会领导下积极活动，实现了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双向维护，化解了大量悲剧。
2009年8月30日，在惠州务工的息县包信镇农民刘学伟的女儿刘莹莹从其租住房屋2楼掉下死亡。息县总工会驻惠州市农民工维权服务中心得知情况后，立即赶到现场协助报案，并代表死者家属向相关方成功索赔，化解了死者亲属以过激手段维权的冲动。
2005年，固始县农民工刘梅在江苏吴江市建华公司上班时，手指被机器轧伤。她找老板索赔，遭到拒绝。固始县外出务工人员工会联合会驻江苏盛泽办事处主任胡永明接到求助后，依法为刘梅申请工伤鉴定。公司老板找当地黑恶势力三番五次上门威胁胡永明，扬言要割断胡的跟腱。胡永明没有退却，反而加大了索赔力度，最终让老板低头认错，赔偿3.5万元。
据了解，双向维权机制运行8年来，信阳各级工会参与解决农民工欠薪个案2932起，涉及金额2.3亿多元，帮助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9.81万名，帮助农民工签订和补签劳动合同92.8万份，协助处理农民工工伤事故及其他侵权案件1675起。
守护未来 工会关爱留守儿童
如果说维权是信阳模式的一个法宝，那么，注重对“留守儿童”、“留守家庭”的关爱和帮扶，就是信阳模式的另一个法宝。
信阳市平桥区夫妻同时外出务工的家庭有4万余户，留守子女有3万多人。平桥区总工会认为，要让农民工安心外出务工，必须帮他们解除后顾之忧，把对农民工留守子女和老人的“关爱”纳入工会工作。
为此，平桥区出台了一系列关爱农民工子女健康成长的方案：建立留守子女俱乐部，打造就学升学“绿色通道”，绝不让一个留守子女因贫困而辍学；打造培训就业平台，累计培训留守子女6000多人，全部实现就业。
在新县，两年来，每到春节，为大连市拆迁旧房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特困农民工的遗属，都能领到来自信阳市总工会的一份丰厚的慰问金。他们的子女就学、医保等问题，都得到了市、县工会的关心。
“关爱农民工留守子女，不仅是解决这一代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帮助孩子们消除心理阴影，特别是帮助未来的农民工二代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平桥区委一位负责人说。
双向维权 获得高层领导肯定
2002年10月，信阳市总工会组团赴“长三角”经济圈开展农民工维权专题调研。这一次，信阳市首次提出：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重大工运理论命题，跳出了农民工是不是工人阶级、能不能加入工会、要不要工会维权等理论误区、程序误区、法规误区。
2003年8月，全总在四川召开组织工作会，信阳就农民工维权工作做典型发言，得到全总领导和省内外工会的高度赞扬。同年10月，中国工会十四大召开，“维护进城务工人员权益”被写进十四大报告。全总主席王兆国专题听取信阳工会农民工维权汇报，充分肯定信阳首创精神，勉励继续创新农民工维权机制。2005年，信阳“双向维权机制”被确定为全国工会三大维权机制之首，在全国推广。
2007年1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对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印的《简报》（第33期）所刊《大连农民工工会有效促进社会和谐》一文作出批示。该文的主角，就是大连·信阳（新县）进城务工人员工会联合会。
“长远地看，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工作仍然是工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终结血汗工厂，捍卫劳动者合法权益，实现劳动者体面劳动、有尊严地生活，工会的使命任重而道远。”信阳市总工会主席陈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