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介绍，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仅仅达到45％。这和发达国家70%、80%的城市化率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如果我国的城镇化率从45%提高到75%，就意味着中国将有4亿－5亿的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市中，转移到非农产业。这个过程的时间跨度要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逐渐完成。也就是说，中国在未来的20年到 30年的时间里，需要继续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来吸纳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
“当前，劳动力过剩仍然是人力资源市场的最显著特点。与此同时，不同的职业群体有不同的就业需求，而且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需求也在变化。种种因素叠加，在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就业局势将更加复杂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负责人如是说。
企业成本增加对就业的负面影响
近期，北京市政府将最低工资上调了20%，从7月1日起，由800元人民币提高至960元，而部分私营企业近期也宣布要大幅上调工资20%－30%。不单单北京，今年以来，广东、山东、吉林等10多个省市陆续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整幅度在17%左右，沿海地区制造业工资普遍较大幅度上调。
最低工资上调将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并促进消费增长，但企业的利润空间，特别是制造业、建筑业和住宿餐饮行业的利润率可能受到挤压。当然，工资成本在企业的总成本中只是一部分，从目前情况看，企业面临着原材料成本、技术改造、资金成本等不可避免的上升。如果成本上升的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就会使企业利润减少、投资意愿减少，就业需求降低。就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部分，野村证券认为，今明两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不太可能赶上劳动力成本的涨幅，预计生产企业和服务提供商的利润率将在今明两年受到挤压。这对就业显然不是好消息。
经济和社会发展，让新生代就业大军已经学会了辨证看待工作与身体的、心灵的健康问题。这种劳动力供给结构的代际差异对就业形势提出了新的挑战。一直是低收入群体的农民务工者，其就业问题的复杂程度也大大增加。有专家总结了新生代农民务工者呈现出的三大特点：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就业转变；由城乡双向流动向更多融入城市转变；由以谋生存为主向谋发展为主转变。这同样要求企业增加相关的成本以留住劳动者。
另一方面，从长期看，生产成本上升会迫使企业进行自身的改造与升级，这恰恰是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之一。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迫切要求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及管理创新转变。结构性失业的产生因素激增。破解经济转型带来的就业难题，需要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支撑。而该体系的完善，必须以经济、产业、企业的发展需求为导向，才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