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就业难的新问题(5)

第三，就业干预措施。首先是就业促进政策难以到位。在金融危机严重的时候，面对就业形势严峻，政府出台多项措施稳定就业，对企业裁员更有严格要求，规定裁员超过一定数量必须上报，要求一些大型企业采取弹性就业、提前放假、放长假、组织培训等办法“过冬”。但是，企业出于利益考虑，采取规避措施。 2008年年末到2009年上半年，某市外来务工人员100多万，有近20万人由于种种原因离职返乡，但上报数据不足5万。长远来看，干预企业用人措施，会增加企业经济负担，导致更多企业压低农民工工资或倒闭，更不利于稳定就业。所以，政府某些行为的出发点确实存在偏差，这些偏差无疑导致了农民工的更糟境遇。
其次是就业政策的区域排他性。总的看来，城市或发达地方政府对于外来农民工的就业限制政策已经消除。但考察近几年一些地方政府的就业政策发现，实际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域排他性。即一个地区出台的政策，偏重于地区本身居民或农民工，对于外来农民工造成了隐性甚至显性排挤。长三角地区某市，上级政府鼓励农民工就业与增收，下级政府却面对地方就业率的考核问题，以政策形式造成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的不平等竞争。某经济技术开发区起建时，征用了大量土地，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成为当地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上级政府明令要求，失地农民的失业率不得高于4%，否则不予评选先进政府机关单位等。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任务，规定：“凡企业聘用本地户口农民为职工，政府补贴企业每人每年6000至8000元”，企业若一年招收100个当地农民，便可免去部分税款，企业收益增加。在此类政策驱动下，外来农民工的就业压力也随之增加。显然，政府的排他政策对今天大规模的“用工荒”、“招工难”有直接促进影响。
结语：
“就业难”与“招工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责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新选择是一种挑剔。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居民的生活与就业要求不断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条件却改观不大，工资缓慢增长，甚至长期徘徊，这对农民来说有失公平。新生代农民工频繁地更换工作岗位，有舆论批评这代人缺乏责任感，这种指责显然是不合理的。若城市里新生代的生活追求不受指责，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改变生活现状与提高就业层次的愿望更应得到尊重与认可。如果说，上一代农民工自改革至今默默地、平和地忍受了不公，那么，全社会再没有理由要求新生代农民工继续这种非常忍受。新生代农民工已对传统的社会认知、企业管理模式、政府管理模式等形成挑战。
(2009年7月至2010年3月，课题组主要在浙江、河南、河北、天津等地进行实地调研，访谈对象主要包括企业管理人员、政府有关管理人员和农民工。课题组还组织采用非概率抽样方式开展了农民工问卷调查，问卷发放量达670份，回收651份。本报告在此基础上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