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投资决策权或将下移
中央政府势必会把农田水利建设的进展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指标之一，强行约束地方把资金落到实处。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前水利部长汪恕诚此前曾称，水资源紧缺和分布的不平衡，对我国的粮食安全将造成重大威胁。
“目前中央政府承担国家的粮食安全重任，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应该承担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投入才能保证其顺利进行。”郑风田称。
而此次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规定，无疑把资金投入的责任转到了地方政府。
“从经济动力来讲，地方政府没有多少积极性去投资搞农田水利建设。因此中央政府势必会把农田水利建设的进展力度作为考核地方主政官员的指标之一，通过这样的奖惩机制来强行约束地方政府把资金落到实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综合研究室主任郭建军称。
既然资金的投入责任已经部分下移，投资的决策权也应该适当下移。
“对哪些工程需要整修和兴建，最底层的农民和村组织最清楚。而目前这种中央政府层层拨款的方式无法灵活适应地方的特殊情况，往往是钱到的时候，庄稼已经旱死了。“杜晓山称。
而在农村公共投入的决策、劳动力的使用、资金的管理落实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也很多。
1998年国家开始逐步取消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2006年农业税费全部免除，在减少农民负担的同时也让农村公共投入困境逐步显化，对于村一级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维护工作的投入也更加缺乏；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资金等长期向城市流动，在这一趋势下，也使得农村地区越来越难以通过自筹方式投入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当地村民宁愿花费较多的钱每家每户自行打井，也不愿意共同出资修渠灌溉。
人大农发院的调查报告称，目前，部分农村地区尝试以“一事一议”的民主方式让农民自己决定是否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人力物力投入；重庆、湖北、河北等地农民则尝试建立用水者协会等制度，引导农民对水利设施和水资源进行自我管理。
“一事一议在村一级的小范围内实施可以，但许多水利设施往往是跨村、跨镇的，传统的小农经济和农村日益空心化的情况，使农田水利建设的组织成本很高。”杜晓山称。
杜晓山建议，农田水利建设需要建立“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机制，投资的决策权应当适当下移。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在政府主导的投资之外，也需要鼓励各种民间资本通过捐赠、公益投资等多种渠道进入农村地区，同时利用民间NGO的力量来监督工程项目的实施、管理和维护工作，通过加强多渠道的资源动员能力建设，实现农田水利建设的多方合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