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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和思考
传统农区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科学发展必须加快推进工业化、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进而发展现代农业
（一）农区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作为传统农区，潢川县的工业化水平一直不高， 2010年该县二、三产业占比为69.4%，比2005年提高4.8个百分点，但是这一水平仍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6.4个百分点，其中二产占比低21.3个百分点，比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更大。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阶段，传统农区也迎来工业化发展黄金时期，尤其是随着沿海发达地区经济转型步伐的加快，后发地区面临着承接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但是由于产业基础薄弱，配套能力差，再加上要素供给和资源环境压力增大，传统农区很难通过“植入”式发展再造沿海发达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辉煌。实际上，传统农区一般农业基础都比较好，尤其当农业结构是建立在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上时，农业的比较优势就格外明显。传统农区依据农产品资源优势，通过延伸产业链条的路径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推进工业化进程，一是基础稳固，具有原料优势；二是易于围绕主导产品的运销加工形成产业集群；三是避免了“植入”式发展中外来企业水土不服问题；四是农产品加工业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同时，这种延伸式发展并不排斥“植入式”增长，可以围绕本地主导产业，定向招商引资，借助外力实现跨越式发展。潢川县正是按照这一思路，围绕樱桃谷鸭等特色农产品，形成了若干产业链，同时该县利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步伐加快的市场机遇，通过招商引资，嫁接本地优势特色产业，实现农产品加工业从物理性转化向化学性加工的跨越，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推动了产业升级，演绎出了农区工业化的辉煌篇章。这一发展模式不仅顺利启动农区工业化，而且随着产业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市场优势不断凸显，呈现出了经济加速发展、产业不断升级的良好势头，对加快农区新型工业化进程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二）农区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发展现代农业。农业产业化实质上就是农业与其关联产业的关系问题。与一般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及其关联产业的发展明显不同步，即农业产业化发展面临的不是“公司+规模化家庭农场”的平衡结构，而是“公司+小规模分散农户”的不平衡结构。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公司”对应的不是落后的农村市场，而是处于高端的城市市场甚至国际市场。这样，我国的农业产业化就呈现出一个“V形链接”：一端是现代化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另一端是高端的城市消费市场，中间则是小规模分散农户，这是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基本约束，也是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乃至破解“三农”问题面临的主要矛盾。潢川县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同样也面临着这一矛盾。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潢川县一方面鼓励以华英集团为代表的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立足于国际国内市场需求，向小规模农户输入技术、资金和先进的生产经营方式，以保障原料的大批量、标准化供应。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通过鼓励农村土地流转、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等，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小农户”与“大企业”的对话能力；同时根据“大企业”发布的市场信号，调整农业结构，引入先进的种养技术，更新传统生产经营方式，努力满足来自现代化加工企业的高标准原料要求。可以说，潢川县农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而这一对接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利用大型加工企业的外在拉力，和小规模经营农业在市场化过程中滋生的内在动力，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过程，是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
（三）农区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农民增收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就业问题。在人多地少这一基本国情的约束下，解决农民就业必须依靠两条腿走路，一是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推进农区工业化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二是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异地转移，缓解人地矛盾，增加农民收入。
我省是一个农业大省、人口大省，也是一个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2010年外出务工人数达到2490万人。作为传统农区，潢川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强度高于全省，尽管如此，劳动力转移的压力依然很大。从全省看，按一个农村劳动力10亩地计，我省1亿亩地仅需要1000万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存量依然较大。同时，我省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普遍存在转移不稳定、收入水平低等问题，绝大多数农民工仍属于候鸟式转移，没有真正融城离土，完成身份转变，对减轻土地资源压力，提高农业规模化水平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尤其是随着《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颁布和实施，我省在整体上被划入黄淮海农产品主产区，将在很大范围内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更凸显了人地矛盾。因此从大的趋势来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外部拉力和内部推力越来越强劲，我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
近年来，随着我省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县域经济的发展，我省外出务工劳动力中省内县内占比不断上升，以沿海地区为目的地的省外转移部分占比相对下降，潢川县也出现了这一现象。出现这一现象，固然与产业转移、产业结构变化、鼓励回乡创业、农民工代际更替等有关，但从趋势上看，这是一种“逆”城市化现象，是不符合城市化规律的。沿海地区属于先发地区，目前沿海一线11个省市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60%以上。在新一轮的区域结构调整过程中，国家又在沿海一线重叠布局了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区在内的20多个经济区，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中包括两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海洋经济区，为下一步发展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可以这样说，沿海地区现在是将来依然是我国城市化中心地区。目前，沿海地区的城市形态在变化，整个沿海一线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化连绵区，呈现出全面城市化的局面。国家要着眼于区域经济格局出现的新变化，进行顶层设计，制定出明确的时间表，破除城乡制度壁垒，促进农民工向沿海地区转移。同时要充分考虑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民工的历史贡献，在农民工住房、社会保障和职业培训等方面进行政策扶持，在农民工承包地、林地、林权、宅基地、住房等产权的确权颁证和有偿转让等方面做好制度准备，帮助农民工跨越融入城市的市场门槛，以有序释放农区的人口压力，通过与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之间的互动，实现农产品主产区的同步协调发展。
（四）农区实现“三化”协调科学发展必须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潢川县作为一个传统农区，在探索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科学发展道路中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立足于农业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优势，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形成了六大产业链，启动了工业化进程。二是引导这些以食品工业为主的农产品加工业集中布局在城西的产业集聚区，同时利用传统物流优势，在城东布局了开发区，形成了“一城两区”的城市化格局，提高了城镇化水平。三是以产业集聚促人口集聚，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顺势而为调整农村居住形态，启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深化了城镇化进程。在这个以农业产业化起，经由加快工业化进程，最后落脚到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发展链中，农业产业化是起点，工业化是核心，新型城镇化是结果。
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一方面通过发挥集聚效应，尤其是通过缓解建设用地紧张的瓶颈约束，直接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伴随着产业集中和城镇扩张发生的人口集中，又为农村土地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加快了农业现代化进程，最终形成了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同步发展格局。
现阶段，传统农区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工业化，这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必须以农业产业化为切入点，加快农区工业化进程；而在“人多地少”且必须走“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发展道路的特定约束条件下，以农业产业化为切入点的工业化过程一旦展开，就必须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以要素、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为前提。对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来说，是补上城镇化的短板，直接发挥新型城镇化的引领作用；而对于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农区来说，是以农业产业化为引擎启动工业化进程，在此基础上发挥新型城镇化的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