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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贱伤农，果贵民怨。
长期以来，农业生产中“多多少少”的怪圈一直是道难解的题，而丰收却不增收的“悖论”也困扰着广大农民。
如何让丰收的农业带来农民的增收？
金秋九月，葡萄飘香，记者前往“中国葡萄之乡”怀来采访，希望从这里找到一些答案。
目前，怀来县葡萄种植面积达到25万亩，全县葡萄产业年产值达40亿元，16万农民通过葡萄种植，走上了致富路。葡萄产业，成为了当地的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
从1979年长城葡萄酒厂落户怀来至今，在市场大潮中屡经沉浮的怀来果农，逐渐学会了如何应对市场的变动。
引进葡萄新品种、建起自己的酒厂、打出葡萄品牌，怀来农民用自己的智慧，在丰收与增收的博弈中收获着财富与幸福。
周佃阳在自己的葡萄实验田里。 见习记者 袁川摄
跟上市场换新品种，发明鲜食酿酒葡萄套种
“来，尝尝这种‘美人指’。”9月17日上午，怀来县桑园镇林业技术服务站刚退休一年的技术员周佃阳，风尘仆仆地从自家地里赶来，递给记者一串红彤彤的葡萄。
与怀来当地的特产龙眼、马奶葡萄不同，这种“美人指”葡萄果实的前边是鲜红色，后边颜色稍浅，像极了染上红指甲油的美女手指。“这个品种卖得比较好，市场收购价就是4块钱一斤呢。”周佃阳告诉记者，当地的鲜食葡萄里，“美人指”算是个新品种，产量并不大。“现在种葡萄可不能瞎种，也不能一成不变，得看市场行情，看消费者喜欢啥口感。”62岁的周佃阳，在镇里做了31年的农业技术员，常年奔波在田间地头，他对葡萄市场的变化与价格波动感受最深。
“我当技术员的时候，经常向县里聘请的著名葡萄专家请教，引进一些市场销售价格比较高的新品种，先试种，再推广。”周佃阳退休了也没闲着，他把家里的6分葡萄园当成了试验田，不断引进试种新品种，“大致种过60多个品种的葡萄”。
怀来县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美誉，据史料记载，怀来葡萄有1200年栽培历史，早在清朝光绪年间，其特有的马奶、龙眼葡萄就被确定为宫廷贡品。而今，全县葡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25万亩，栽培品种150多个，葡萄产业年产值40亿元，带动4万农户、16万农民增收致富。“这些年，怀来葡萄收购价波动不算太大，老百姓收入还比较稳定。”说起今年天冷导致葡萄成熟晚、中秋节又来得较早等不利因素给果农带来的困扰，周佃阳颇为自豪地告诉记者：“不管市场价格咋变，不管市场有啥风险，我们这儿的农民也都有应对的招儿。”
说起应对市场之策，记者除了从周佃阳口中听到一些葡萄的新品种，还第一次听到了“套种葡萄”这个词。
据了解，从2002年开始，作为桑园镇唯一的农业技术员，周佃阳就开始向农户推广鲜食和酿酒葡萄套种技术。“走，上我们村的地里看看去。”说话间，记者被周佃阳带到村外公路旁的一片葡萄园里。
仔细一看，记者发现，葡萄园里一行行的葡萄都是两个品种整齐相隔。“你看，这个长得像灌木丛一样低矮的葡萄品种是白玉霓，这种颗粒小、长得像紫珍珠一样的是酿酒葡萄，名叫蛇龙珠。”到了自己地里，周佃阳步履轻快，边走边介绍。“不同葡萄品种套种，鲜食葡萄和酿酒葡萄套种，咱这叫‘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周佃阳笑言，“不管哪种葡萄价格大跌，咱都不会全盘皆输。”
桑园镇工作人员杨世娟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桑园镇半数以上的葡萄园都是套种。“我家就套种了15亩葡萄，每亩地毛收入在5000元，但如果只种鲜食葡萄，连成本都不够。”村民万德军说。
合作社建酒厂，有了价格话语权
“刚刚拉来了270斤，一斤1.6元，比市场价高1毛钱呢。”9月17日中午时分，桑园镇前郝窑村村民刘广开着电动三轮车拉着4大筐刚刚采摘的酿酒葡萄进了桑园葡萄酿酒有限公司的厂区。
一看有人来送葡萄，桑园葡萄酿酒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忙着给葡萄过磅，打收据。
刘广费力地抱起大圆筐，把葡萄倒进一个长4米多，像搅拌机一样的漏斗状机器里，被破皮的葡萄翻滚着，汁水四溢，葡萄梗很快从厂房外边的一个出口被清理出来，浓浓的葡萄香气瞬间溢满厂房。“这是除梗破碎机，葡萄汁直接就通过管道进入原酒储存罐等待发酵了。”酒厂的工作人员马先生介绍说。“这个厂成立于2009年，是我们桑园镇最早的以合作社形式创办的酒厂，社员有800多户。”马先生告诉记者，最初合作社建酒厂也是无奈之举，“社员卖葡萄给大酒厂，就是受制于人，有的年头，葡萄大丰收，可大酒厂就压价，农民们也挣不到钱。”“现在咱合作社自己收葡萄，可以定个保护价，虽然原酒还是卖给大酒厂，可到底加工一下，附加值也提高了。”刘广对此很是认同。
据介绍，桑园葡萄专业合作社让社员以资金、土地、农具等形式入社，可先免费使用农资，卖了葡萄后再从收购款中扣除。“不是有个名词叫话语权吗，咱农民办酒厂，将来再打品牌，就是为了把这个葡萄定价的话语权握在自个儿手里。”据公司总经理于海洋介绍，合作社前期投入3000多万元，现在每年的原酒产量达到6000吨，能消化当地1万吨葡萄。“最重要的是，合作社自己的酒厂收购价格比市场上高1毛或2毛，农户的收益得到了保证。”马先生带记者来到一个空旷的车间，里面排列着30来个8米多高的储存原酒的大罐。“目前，我们公司只生产原酒，还没有灌装线，原酒卖给中粮集团。”
据马先生介绍，为了保证葡萄酒的品质，在采收期，合作社技术人员会去葡萄园检测葡萄的酸甜度，收购时筛选出合格的葡萄。而收购原酒的中粮集团，也会定时来对原酒取样检查，由评级委员会评出等级。
据了解，怀来是中粮集团的葡萄生产基地，仅桑园镇就有28000亩酿酒葡萄园。目前桑园镇创出了“家和”、“万帝”、“马丁”等多个葡萄酒品牌，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年实现产值9600万元。
市场营销走高端，葡萄打品牌进超市
“听说高玉春是个打葡萄品牌的能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未见到怀来夹河葡萄专业合作社的实际当家人高玉春前，记者一直做着各种各样的揣测。
等到见到高玉春，记者不免有些失望。虽然姓高，可个儿不高，虽然名声在外，可其貌不扬。
然而，就是这个43岁的夹河农民，却拥有“三道湾”和“暖泉”两个葡萄品牌的使用权。
交谈中，记者了解到，2003年至2007年怀来葡萄丰收，然而产量大却导致葡萄市场价格低，这引起高玉春的思考。“我总在想，种葡萄又费人工又费事，农民好不容易丰收了却落不到钱，这可不行啊。所以我就谋划着推出精品葡萄，打出品牌，进大城市的超市。”
据介绍，高玉春收购葡萄时，不仅要求颗粒匀称，口感香甜，还要没有农药残留，“我们精品葡萄收购价比一般市场收购价高一倍多呢。”
2007年，高玉春注册了“三道湾”牌葡萄。2008年，夹河葡萄专业合作社成立，高玉春将自己的葡萄品牌也归入了合作社。“开始大家伙不理解，精品葡萄为啥从生产时就得听我的，而且讲究还多，什么产量不能大啊，化肥、农药不能多用啊。”说起为葡萄打品牌付出的心血，高玉春也曾有过自己的苦恼。“产量小了，可葡萄卖得价高不说，还好卖，最后照样挣钱。”
据介绍，目前夹河葡萄专业合作社的葡萄不仅打进了京津、广州、长沙等地的市场，还出口到东南亚、俄罗斯等地。
记者感言
咱们农民有智慧
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谁是弱者？
谷贱伤农、果贱伤农、肉贱伤农、蛋贱伤农的一幕幕重演，似乎让总在承担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捣乱”恶果的农民戴实了“弱者”的这顶帽子。
长期以来，在“多多少少”的农产品生产怪圈中，农民更多的是无奈被动的应对，面对丰收不增收的“丰收悖论”，除了叹息与承受，似乎也难以采取更有效的应对措施。
农民真的只能是弱者吗？
在素有“葡萄之乡”美誉的怀来县采访，记者找到了否定的答案。
号召果农进行鲜食与酿酒葡萄套种的“土专家”周佃阳；率先成立专业合作社并创出自己的葡萄品牌的经纪人高玉春；不满于大酒厂垄断收购与价格行为，帮着合作社建起自己酒厂的于海洋；打出设施葡萄、观光葡萄、生态葡萄牌的桑园镇政府……凡此种种让记者感到，怀来的果农与葡萄一起，在应对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中，正在变得成熟与智慧。
这种智慧来自于市场价格变幻无常催生的深度思考。
这种智慧来自于对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渴望。
这种智慧来自于对生存土地的依恋与热爱。
从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作为弱者的农民身上蕴藏着的重要的智慧资源，也就是在日常生产的绵延中积累下来的实践知识，这种实践知识体现了农民面对社会化大生产，应对市场困境与危机的智慧、行动方式、逻辑、过程和思维。
在无数次的摔倒中，他们知道了“怎么去做”才能保证基本的安全，起码不至于更糟糕。
在无数次的学习中，他们懂得在自己的生产实践中运用新的知识、汲取新的经验。
在应对市场价格波动和信息不灵的外部威胁中，怀来农民在政府的帮助与推动下，学会了利用专业合作社等组织形式表现出自己的力量。
“我希望以后过上有品质的生活。”在自家硕果累累的葡萄园里，桑园镇夹河葡萄专业合作社的普通社员吴学滨曾这样充满期待地告诉记者。
“在你看来，怎么样的生活才算是有品质的呢？”记者不禁有些好奇地问。
“像你们城里人的生活一样。差不多就是想买点什么就能买到什么，也不太考虑钱多钱少。”在只上过小学的吴学滨心里，城里人的生活与有品质的生活划着天然的等号。为此他狠下心，把刚刚6岁的女儿送到沙城，寄宿在一户家庭中，为的是可以就近上一个比较好的小学。“以后我得培养孩子上大学，过上有品质的生活。”
吴学滨说着心愿，声音虽轻却语气坚定。
因为他知道，智慧起来的农民更需要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