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据河南省人社部门的一项调查，2012年春节前，河南省返乡的农民工数量超过500万，比往年增加了20%，春节后不愿意继续到省外就业的劳务工比往年增加了15%，人数约为180万人，七成农民工春节后就业倾向选择了“本地化”。
今年42岁的河南省南召县南河店镇农民孙明刚，经营着资产近百万元的南召县磊光钙粉厂。相对于眼下河南集中返乡的农民工而言，他是个“先行者”。当年，孙明刚撇下爱人、8岁的孩子和年近7旬的老母亲，和村里的打工者来到了广州。
“一个月千把块钱，每月顶多能攒三五百块，顾不住一家人生活。”孙明刚说，在电子元件厂，高中毕业的他因为没有技术，干起来很吃力，收入也与想象的差很多。与很多初次来沿海的打工者一样，为了挣得更多，孙明刚开始频繁更换工作。
“都不挣钱，后来就想着自己干算了。”他说，返乡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是和朋友一起开的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这份新工作对于离家时曾做过小生意的孙明刚而言，又是一次失败的经历。“收入不稳定，多的时候有2000元，少的时候仅能顾住一个人吃喝，并且公司太多，业务不好做。”后来，孙明刚决定辞职返乡。
看着自己厂里越来越多返乡的农民工，孙明刚流露出对自己当初决定的“庆幸”。“现在全厂20多个工人，大部分都有外出打工的经验，以前我们出去打工是家里除了种地实在没事干。而现在回乡的人为的是待遇。”孙明刚介绍说，每名工人每月除了2500元到3000元的工资外，厂里还要提供免费的一日三餐，过年的时候还要为工人发红包和烟酒等礼品。
孙明刚的同乡，第一代农民工刘玉全却是“被回乡”的。除了家庭负担较重，50多岁的年龄和技能培训不足让刘玉全夫妇二人被迫选择回乡就业。刘玉全现在在家乡丝毯制品厂当一名机修技工。
“我和爱人一起在汕头做过玩具、在山西修过路、在天津干过建筑。”而最终“迫使”刘玉全回家打工的原因很简单：“现在企业招工都要45岁以下的，能去的企业太少了，我还有点技术，我爱人根本就找不到合适的活儿，只能回家带孩子。”
刘玉全的大儿子和儿媳在外省打工，女儿在郑州上大学。“儿子、儿媳刚能顾住自己的生活，女儿每年学费和生活费得一万元，家里有地和４岁的孙子，我们只能在家门口打工。”对于儿子外出打工的前景，刘玉全感慨地说，“回来是迟早的事，如果学了点技术，也只是推迟几年回来的事，不可能在城市留下。”
家庭和归属感是农民工返乡重要原因
与一些人因本土就业实际收入更高、便利性更强、发展前景更好而返乡不同，48岁的马巧玉是因为子女教育的因素而选择返乡就业的。已经在南方某企业车间当上师傅且收入可观的马巧玉说：“孩子跟着在外边上学，上了4年，一学期光学费就3000多块，教材和家乡学校完全不一样，怕以后影响孩子上学，只能选择早点回来。”
记者采访发现，赡养老人、自身养老和教育子女成为许多年龄超过40岁的第一代农民工最为关心的事情。
年近五旬的杨兴元家在四川达州市渠县李馥乡高硐村。对于一直在东莞打工的老杨来说，82岁的老母是他这几年心中最大的牵挂：“我们兄弟3个都在外打工，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腿脚也不如过去灵活。去年家乡闹洪水房子被冲垮，母亲只能寄居在村里闲置的农房里。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留在广东是想也不会去想的事情，只想抓紧在外面多赚点钱，回来能让老母在自己的家养老。”
为自己今后养老早做打算也成为第一代农民工返乡的重要原因。42岁的眉山人黄彬告诉记者：“过去我们两口子都在外地打工，外面的生活成本远远高于老家，每次回家过年都要花上万元。2011年初我们下决心回了老家，过去在外面也没有买过什么养老保险，回家之后我们两口子都参加了新农保，我们这个年龄得早点找到自己的退路才行，外面再好也不是我们的家。”
回到老家的黄彬现如今在都江堰市的青城山，跟着一个当建筑老板的老乡做事，有一手木工技术的老黄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他告诉记者：“这些年内地经济发展速度太快了，比如成都，我每次回家都要路过，每次都要重新认识一次。现在老家的就业机会很多，我们虽然年龄偏大一点，但只要有技术，有经验，不愁找不到用武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