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最后一天，清晨明媚的阳光早已无法抵抗北京冬日的彻骨寒冷。路上行人匆匆，羽绒服、雪地靴、毛线帽、厚围巾、皮手套、白口罩……即使裹上好几层也丝毫显现不出暖和的迹象。
一个背书包的小男孩独自行走在寒风枯树陪伴的道路上。这里是城中村聚集的东北五环外。在他的灰色保暖内衣外，只简单套了一件黑色套头卫衣。男孩身高约1.5米，略瘦，眉清目秀。
穿过几条刚刚熟悉的街道，小男孩要去到新学校上学。在那里，他被安排在五年级。两周前，这个名字叫做小宝的13岁男孩，还在为找不到地方上学而默默难过。
留守还是辍学
很难说小宝究竟是北京人还是四川人。
他的户口在四川，父母是四川人，他在老家上小学，依然保留着“幺爸”的称呼。然而，他在北京出生，在北京生活了9年，操一口标准普通话，言谈很有“北京范儿”。“我的家乡是一座小城。”他说。
9岁那年，小宝被在北京打工的父亲带回四川，安置在外婆家，成了留守儿童，同时，他也有学可上了。
父亲一走，小宝陷入不知所措的茫然。家乡话他一句也听不懂，但因年纪小，对语言环境接受能力强，他很快便听懂了一些。“最先听懂的，都是些很难听的脏话，没有北京那么文明”。
由于各种原因的耽搁，小宝9岁才正式在家乡的一所小学登记入学，比国家规定的入学年龄晚了3岁。“学校有教学楼，设施很好，冬天也比北京暖和。”慢慢地，他融入了新环境，交了新朋友。
每天，外婆负责照顾小宝和家族中的另一个也在读书的男孩。家族的中坚力量，几乎都在东部城市打工。20分钟，是小宝从家步行到学校的时间。然而，小宝却越来越发现自己对学校的不适应。“人多又杂，特别乱，那边儿人还总是出口就说脏话。”他说。5000多名学生几乎占据了教学楼的每个角落，他们来自周边的各个乡村。出于生源超标的压力，学校取消了学前班。
在塞了一百多人闹哄哄的教室里，小宝想要努力学习。他的性格也很适合“坐板凳”――内向、温和、谨慎。
在学校周边，总徘徊着附近中学的一些大男生。一次放学回家，小宝被拦住了。“他们跟我们要钱，不给就打。”小宝的不少同学都碰到过。这次小宝自己遇到了，便没那么惊慌。他把兜里的钱拿出来，交上去，然后被放行。
“要是没有钱怎么办？”法治周末记者问道。“那就让他们看着办呗。”小宝眉头一扬，轻描淡写。
“不能求助老师吗？”
“我们校长和老师没法管，那边初中也管不了。”这次，他眉头一皱。
这个即将进入青春期的男孩懂事很早。他深知自己的这些不适应永远不会变成适应。与此同时，他的家人也越来越意识到：小宝现在的学习环境只会对他的成绩产生消极影响。
于是，今年11月初，即将升初中的小宝被哥哥带回北京。小宝说：“北京的管理好一些。”
在靠近六环路的黎各庄住下，小宝重回曾相伴9年的爷爷奶奶身边。“奶奶好，她把我带大。”看到已年过七旬的奶奶，他打心眼儿里开心。而此时，他的爸爸妈妈早已南下上海打工多年，和姐姐一家住在一起。
重聚的欢欣过后，下一件重要的事情便是给小宝找学校。然而，离开四川时的匆忙和这方面意识的欠缺，让小宝的家人没有办转学证以及其他证明。来到北京，想要去的那个学校以这个理由拒绝了他。于是，小宝辍学了。
无处安放的课桌
和小宝相比，苗苗对家乡的概念很模糊。她盯着正前方思索了十几秒，方才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和不很确定的口吻说：“河北。”
苗苗依然清楚地记得，11月22日是个星期四。早上五点多，她就被妈妈叫醒。苗苗激动地爬起来，她要去北京了。在这之前，她从未离开过那座位于华北平原的村庄。
当天下午三点，苗苗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下车，转公交，一路向着东北，奔赴北京五环路外。她的爸爸妈妈在那里的皮村做洗车工作，把苗苗带来，也许并非本意，但苗苗很想来北京，又嚷又闹争取一番，父母心一软，也就成行了。
在村里，苗苗一家还算过得不错，因此，有能力把孩子带出来。而特别困难的家庭，只能将孩子继续放在村里，留给老人照看。
把孩子接进城的父母，除去想念，也有对家乡教育的担忧：有些村子没学校，到附近村子上学交通多有不便；有些村子又只有寄宿学校，而这类学校的管理往往多有不当，无法让常年在外打工的家长安心。
苗苗在老家的小学已经上到三年级。她红着脸，十分抱歉地说：“我的成绩不好……”但一提到课外生活，她瞬间又笑脸迎人，一边“演示”一边说：“最喜欢和同学跳皮筋，可以把皮筋套在膝盖和腰上……”
而父母担心的是：来到北京，到哪里上学呢？
很多时候，进城务工人员的家庭生活轨迹很像一则“新孟母三迁”的故事。把孩子带在身边的父母，要随时做好“跟着孩子学校”搬家、换工作的心理准备。孩子们能够就读的学校，必须不能离父母的工作地和居住地太远，因为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作往往太忙了，连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时间几乎都没有。
对城市关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的相关政策和制度，这些原本生活在传统文明中的本分农民却并不十分了解。等孩子长到家里的老人无法管教的年龄，接到身边就可以了，并未考虑很多。于是，若万幸能在工作地附近找到一所学校，也很容易因各种证明的缺失而被拒之门外，毕竟，农村没有城市这么复杂。
然而，淼淼找不到学上的原因并非如此。淼淼今年9岁，和苗苗一般大，说话慢声细语，带着江浙地区特有的温婉。她已经记不清踏上北京地面的具体日期，只是说“时间不长，还会想老家”。
辞别弯弯曲曲的乡村路，来到新环境落脚。还没正式进入从农村环境到城市环境的适应阶段，淼淼就被爸爸妈妈带着到处找学校。
当她来到皮村的同心实验学校要求入学时，一个学期早已过半。学校提出给淼淼测试知识水平，结果却是：在老家可以读三年级的淼淼，若在这里入学，只能从学前班学起。而她却早比学前班的孩子们高出了一头。
暂时的避难所
但淼淼还是幸运的。最终，判定她只能从学前班学起的这所学校决定收留她，并把她安排在学前班教室的倒数第三排靠窗位置。如此，既不会让淼淼产生更多的疏离感，又不致影响后排同学的视线。
这是一所专门面向打工者子女的公益性民办学校，位于朝阳区金盏乡皮村，靠近首都国际机场。在两道小街尽头的交叉口处，“同心实验学校”的牌子挂在两扇大铁门左侧。
淼淼的情况在这里并不鲜见。“由于打工者子女的流动性强，在老家又接受不了很好的教育，若是家离学校太远，爸妈在城市，没办法接送孩子上学，老人又管不了，就干脆辍学在家。所以这些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学习基础特别差，而且年龄普遍偏大。”校长沈金花说。
校址是村子里的安静之所，大车进不来，周围是居住区。每天，唯一的噪音就来自于头顶上几分钟一飞过的飞机。之前，这里更多地被人们称为“打工子弟学校”。
在飞机飞过产生的地面轻微颤抖中，淼淼终于可以有学上了。即使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所学校还能坚持多久――因为5个月前，它再次险遭关停。
在过去的前后两周内，暂时辍学在家的小宝和苗苗被同心实验学校接纳，即使并非出于入学时间段。到这里就读的，几乎都是因为从老家或外校转来或证件不全等原因，以致无法进入分流学校的学生。
在6月19日收到金盏乡教育卫生科下达关停的《告知书》和即刻停止教学的《承诺书》后，学校全体老师和学生家长共同努力，最终在媒体施加的压力下，得以保留。而周边村庄的3所学校却消失了。学生们有的转校，有的被父母送回老家，“不知去向”。
一些被关停学校的学生转学到十几公里、甚至是几十公里外的新学校，那里只接收证件齐全的打工者子女；一些学生则被同心实验学校接纳，因为这里可以不要转学证。面对新学校，一部分家长不得不换了工作，举家搬迁。
当小宝站在沈金花面前时，她还是犯了难。“其他学校都不收他，因为不在入学时间段以内。但现实是，这孩子已经确定没有地方去了，如果我们不收，他就只能辍学两个月，赶下学期的入学时间。”沈金花说。
于是，学校决定给小宝提供一个“暂时的避难所”，让他至少在这个冬天有学可上。但由于小宝在老家学习的基础差，并且从没上过英语课，教材也和北京不同，沈金花对小宝的哥哥说：“可以上，但要留一级。”
小宝的哥哥当场表示：“只要有地方念书，读五年级也没关系。”
就这样，老师在不大的教室里，为小宝硬塞了一张桌子。“我现在还是用后塞的桌子。”小宝很敏感。
新学校的硬件设施不比老家的学校，但小宝还是很快就适应了，毕竟，这是他曾经熟悉的北京，“有秩序很多”。
淼淼也喜欢北京的新学校，因为学校环境“比老家好”。淼淼的爷爷和爸爸在工地工作，在江苏老家时，她总是很想念不常回家的爸爸妈妈。如今刚来北京，淼淼又忍不住地想念老家的小伙伴儿。“我走的时候没告诉他们。”淼淼低着头，她说她想念小伙伴儿们，还有老家的“好多好吃的”。
苗苗适应得更快，她观察新学校的一切，包括教室的墙壁。“第一天进教室，我一眼就看到墙上的奖状！”
让苗苗更开心的，是每天上下学的时间顿时缩短了。“学校大门出去右拐，几分钟就到家了。”于是，苗苗每天早晨可以睡到六点半。在老家上学时，她要起很早，然后由爸爸或妈妈送去上学。
“也不远，爸爸骑着电动车，在公路上走一个小时就到！”在苗苗看来，每天往返两趟、一天耗时4小时的上学路并不长。
更大的风险
沈金花喜欢在放学时站在校门口“执勤”。在小宝、苗苗和淼淼来到同心实验学校之前，她曾碰到过一个昔日的学生。“这个男孩子从这里毕业后，我们给他联系了附近的中学，但因为学业跟不上，最后还是辍学了。”沈金花说。
这是学生毕业后沈金花第一次看到他。他说“来接妹妹放学”。闲聊几句后，学生突然对沈金花说：“老师，你能给我妹妹多布置些额外的作业吗？”校长乐了：“你自己那会儿都不好好写作业，干嘛监督你妹妹写啊？而且作业量都是有老师把握的，不能多也不能少。”
沈金花听说，不少学生升入初中后都辍了学。原因基本都是：成绩跟不上，“城市化”的教学风格和学校环境不适应。“他们毕竟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很多人以后还是会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在城市里打工，而教材内容就有很多不合适的了，学习环境也更容易让这些打工者子女找不到自我身份的认同。”她说。
在小宝刚刚落脚同心实验学校时，《燕赵都市报》刊发一则消息称，河北省教育厅巡视员韩清林透露，近4年来，全国小学辍学率大幅度回升，“从2008年辍学生63.3万人，辍学率5.99‰，到2011年辍学生已经达到88.3万人，辍学率8.8‰，这与10年前的辍学水平大体相当”。
几天后，教育部辟谣：“2006年以后，随着义务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小学辍学率一直稳定控制在1%以内。”并称，由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流动性的增加，旧的辍学率计算方法已不适用。
即使这则辟谣仍为诸多人所质疑，但在孩子们的印象中，小学辍学的同学几乎没有。苗苗摇摇头说：“我们班39个人，就我一个人来北京了，他们还在原来的教室读书，没有不来上学的。”而小宝的摇头却表示“班里人太多，不清楚”。
在同心实验学校老师们的印象中，虽然这些“流动儿童”随时有被转学的可能，但中途辍学的情况很少听说。小宝的班主任闫老师说，即使是班上总考倒数第一的、从不来开家长会、也不督促他做作业的父母，还是依然让儿子每天来学校。
闫老师担心班上的“倒数第一”上不了初中，或是无法初中毕业。她教过的几名学生已经证实了这个可能性。“这些孩子从老家来，跟着老人长大，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学习基础差，尤其英语是个大难题，数学也有困难。以后到初中更容易跟不上。”她说。
班上的一些好学生在小学毕业后，往往都会被送回老家上初中，因为“老家一般对成绩都抓得紧，而且他们最终要在老家参加中高考”。但成绩不那么好的学生，回老家读初中后，辍学的危险就很大。“听说过不少孩子回了老家，不适应，初一、初二很容易就辍学了。”闫老师说。
没有人能够精确统计出流动人员子女的辍学率，但那些留守家乡的孩子们却面临着更大的辍学风险。
2011年，“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的案例研究”课题组的调查表明，目前中国农村仍存在着严重的辍学现象。被调查的17所农村初中学校，辍学率参差不齐，最高达74.37%，平均辍学率约为43%，大大超过“普九”关于把农村初中辍学率控制在3%以内的要求。
“那些在老家学校外面拦我们要钱的人，很多都不上学了，成了小混混。”小宝不想变成这样，他想上初中、读高中、升大学，于是离开了那个糟糕的环境。
可是他不懂ABC，他的爷爷奶奶和哥哥更不懂。“哥哥没有读完中学就出来工作了，功课没人能辅导。”细心的老师听说小宝家有电脑，便给了他一套英语学习软件，这成为他每天放学后必做的功课。每周六，他还会来到学校补习英语。
“想要学好初中，就得赶快把英语补上来。”他用一种类似于面对高考的成熟语气，掩饰着内心的不安。也许，相对于计算辍学率，如何保证所有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在都有学上的前提下，能够踏实、安心地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更值得深思。
喜欢在北京上学
在小宝学习陌生语言的同时，淼淼刚完成了拼音的学习。她会开心地拿出课本，翻到拼音的那一页，大声念起来。这引得学前班上的其他孩子们一起诵读。
淼淼暂时还没有小宝“有没有初中读”的危机感，在班上即使显得人高马大，也不妨碍她和其他孩子们打成一片。11月29日，班主任带着他们去了鸟巢，回到皮村好几天，孩子们都意犹未尽。
“北京比老家好，北京比老家冷。”淼淼说，她喜欢北京，喜欢“在这里上学”。
在淼淼现在的认知里，鸟巢是最好玩的地方，然而苗苗却觉得，最好玩的地方，应该是超市。
刚安排好学校的那个周末，苗苗的哥哥嫂子带她到村口的华联超市购物。偌大的超市是苗苗之前未曾见到过的，还有薯片。“脆的，好吃，但好像还是火腿更好吃。”苗苗笑着，吸了吸鼻涕，把黄色羽绒服紧紧地裹在身上。
即使安了暖气，门窗紧闭，教室里依然冰冷。“老家的冬天比北京暖和，但教室比这里冷。”苗苗老家学校的教室里没有暖气，只有“从来没开过”的空调。
在新学校的教室里，有暖气，但还是需要穿着棉服上课。苗苗却依然满脸幸福地说：“还是在北京好”。她觉着这里的老师也很好。
可能是尚未到烦恼的年纪，苗苗也不像小宝那样，担心以后上初中的问题。她现在的目标很简单――提高成绩，多逛超市。而对于未来的憧憬，她瞅瞅嫂子给自己刚涂的红色指甲油，抬起头来，甜甜一笑，说：“最想卖衣服。”
“那你得好好学数学，卖衣服得会算账；还要好好学英语，卖衣服给老外。”法治周末记者说。
“嗯！”苗苗重重点头，应道。
而淼淼却想得更近，“没想过以后要做什么。”她腼腆一笑，说，“北京还有好多好玩的地方没有去过。”
“很少出去，周六补英语，周日在家做作业，帮爷爷奶奶干点儿活。”这是小宝的生活。现在的他一心只想赶快适应新学校，把成绩、尤其是英语成绩提上来，这样就可以升入一所好初中了。
对于未来，他并不想像父亲和哥哥姐姐那样，早年到城市里学手艺、打工；他想上大学，像城市里的孩子们一样。
“如果你能上大学，你最想学什么专业呢？”法治周末记者又问。小宝想了想，答道：“学数学，因为数学很重要。”
话音刚落，校园安静了下来，午自习的时间到了。刚刚还扯着嗓子满校园跑的孩子们已经坐在课桌前，开始了下午的学习，一时被淹没的飞机声再次嗡嗡袭来，一个向着教室飞奔的孩子伸出手，比划着――嘿，飞机和他的手指一样长。
这个孩子并不知道学校面临的种种阻碍与困难，也并不知道有朝一日若学校真被关停，自己会再“流动”到哪里。
小宝也一样，对此全不知晓，他认真地回答完法治周末记者的问题，脸上便显出“急于回教室学习”的表情，在他身上，寄托着全家三代人“城镇化”的希望。然而小宝已很清楚，这个希望实现起来将会是多么的痛苦与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