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堆里也有梦
第一天见到小王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家铁皮房门口剥着铜线。
小屋里放着一张简单的床，床对面有个大肚子的小电视，电视上方的墙上挂着一个白光的节能灯泡，灯亮着，屋内依然幽暗。木板架起来的桌子上放着一台CD机，大声地播放着流行音乐。一只大老鼠从墙角下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小王看了一眼，继续剥他的电线。“有老鼠太正常了，晚上下床，一伸脚就能踩到一只。”
妻子和他一起，住在这个人与老鼠共同的家。2001年，15岁的小王来到东莞打工，在桥头镇一家工厂里，一个月领400多元工资。一桥之隔的惠州博罗一间工厂里，流水线上坐着他未来的妻子。两人相识相恋，很快结为夫妻，结婚那一年，小王18岁，所以年仅27岁的他，已经有两个孩子。原本父母也在东莞打工，2007年孩子上学，他们就回云南文山带孩子了。
他想把孩子带在身边，但条件不允许。上幼儿园，一年下来一个孩子就得1万多块钱，根本吃不消。现在孩子都上小学了，在家都是免费。
小王在老家修了一幢两层小楼，花掉了他和妻子打工10年的全部积蓄。楼修起来了，但没人住，一直空着。用这么多钱盖个没用的房子，为何不干脆用来投资做生意？小王说自己天生不是做生意的料，没那个命。现在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盖房子，就是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就要盖，没什么道理。
小王夫妻俩在这场子里干活，平均一个月收入五六千元，刨去1000元左右的生活费，其它都能存下来。去年，他在东莞考了驾照，小本本一直放着。如果出去当个司机，收入也能比现在高，而且相对体面，但小王说，自己开车还是个“菜鸟”，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没人会请这么没经验的司机，从对别人负责的角度看，也不要去祸害人。
他收着小本本，存着钱，就是想将来自己买辆车。“商务型的小面包，空间够大，舒适度也不错，还能拉货，价钱也不贵。”说起车来，小王眼里放光，性能、外观和乘坐感受都说得头头是道，忽然又眼神一暗说，那只是梦想，说多了不好意思呢。
真有钱买车，他也要回老家文山去买。他已经打定主意，再干几个月就回老家了，家里修公路，能找到活干，有钱就承包一段，挣得多点，没钱就当工人，一天也能拿100多元，比在垃圾堆里混要强。
小王身边，丢着一张捡来的影碟，《大侦探福尔摩斯》。封面上印着小罗伯特?唐尼的脸，他以为是钢铁侠。“钢铁侠，那家伙有钱啊，做人做得潇洒！”
被害怕的未来
小王还可以回家，但他的许多同行，则似乎走不了这样的回头路。
随着垃圾填埋场日渐没落，许多人未来的生活出现了深深的隐忧。按照东莞的计划，去年就应该对垃圾实现80%的无害化处理率，主要方式是生物发电，所以这几年在媒体上，传统的垃圾简易填埋场，都被称为“城市的毒瘤”。
老板黄先生是广东茂名人，去年包下了旧飞鹅这个场子，投入百余万，但第一年就亏了本。黄先生说，垃圾里有用的东西越来越少，废品的价钱又越来越低，很难赚钱，也看不到起色。这种业务状况，暗示着这些垃圾填埋场的命运。
虎门镇远丰村的垃圾场，比旧飞鹅垃圾场要有名得多，因为垃圾山下的远丰村，成了“癌症村”，5年前被媒体报道后广受关注。现在远丰垃圾场的作业已经规范得多，先要铺上防渗膜，然后一层垃圾一层土地压实，最后还要种上树。垃圾场下面建起了污水处理厂和生物发电厂，远丰村已经闻不到臭味，搬走的村民也陆续回迁。工人们在垃圾场，已经逐渐不准捡废品，专心作标准化处理。
许多垃圾填埋场的工人，都换过几个场子，就是因为一个一个变得“不景气”。未来几年，这些填埋场都会被逐步关闭。那些在垃圾场干了许多年的工人，感觉对前途有点害怕。
远丰村填埋场，四川达州人老陈已经50岁，在多个垃圾场干了一共10几年，除了垃圾场，不知该往何处安顿。
垃圾场就是他的家，七八十岁的老母亲跟他一起住在垃圾山旁，天天与恶臭为伴。老母亲身形佝偻，头发斑白，仍然闲不住，在垃圾场里养了一大群鹅，养得肥大，站起来有自己半身高，还养着一群黑山羊，天天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这里，俨然已经成了老人的牧场。
老陈的谈话中，处处表现出对垃圾场的感情，不说它一句坏话。
和老陈处境相似的，还有同为达州人的36岁的妇女蒋家成，她在东莞的垃圾场已经干了14年，也就是说，除了垃圾场的活，她可以说什么都没做过，也不会做。
她从不嫌脏，也不嫌臭，甚至不在乎对身体的危害。她和丈夫一个上白班一个上夜班，很少时间呆在一起，她也不介意。一出来工作就进了垃圾场，一干就从未离开过这个行业，她说这就是缘分，也是命。然而现在渐渐变成了“宿命”，她不知道还能在熟悉的垃圾场里干几年。
天气很热，记者请工人们每人喝了一瓶啤酒，他们就都爽快地答应来张合影，爬上废品堆成的高墙，挤出一点笑容。看着照片里每个人脏兮兮的模样，小陈竟然还说了一句颇具深意的话：我们是很脏，但城市因此很干净。
然而在城市里，他们只是一个被遗忘的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