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老、下有小，“4050”农民工生活负担最重，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能有好的发展
对于“4050”农民工来说，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生活负担最重。子女既是他们的奋斗动力，也是他们的希望所在。为了子女有个好环境，他们在城市里拼尽全力。
“要不是为了孩子们能有更好的生活，我们也不会在城市里这么辛苦打拼。”地铁13号线北苑路出口附近，卖卷饼的农民工周桃大姐告诉记者，她和丈 夫2001年就从山东菏泽曹县老家来北京打工，十几年来，换了七八个城中村，开过好几家小饭馆，却因为拆迁、地段偏远等原因没挣着什么钱。如今，丈夫在家 和面、备料，她在地铁口摆摊卖卷饼，一个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
虽然辛苦，但提起一双儿女，50岁的周桃一脸欣慰。“女儿大学毕业，在新东方英语学校当老师。儿子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的建筑专业，过两年就能工作了。”现阶段，周桃最愁的是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学费一年6000多元，住宿费2000多元，每个月的生活费600元，一年少说就要1.5万元。不怕你笑话，我现在又想孩子，又怕接着孩子电话，因为这就得给孩子寄钱。”周桃苦笑着说。
朱爱荣的儿子也念了大学，在济南的一家医科大学学习针灸专业，毕业后去了一家私人诊所。让朱爱荣操心的是儿子的亲事。“孩子上大学时谈了一个女朋友。但人家嫌我们家条件差，说我们一家子都是打工的，爷爷奶奶打工，爸爸妈妈也打工，不愿意让女儿跟我儿子交往。”
与城里人不一样，农民工中，40多岁时孩子就结婚生子的不在少数。拼命干活、拼命攒钱以便给孩子结婚买房，成为这些农民工的生活重点。
“城里的房子肯定买不起，但要在老家给儿子结婚买套房。”老家四川的余光菊说。45岁的她和丈夫花10万元在老家县城买了楼房作为大儿子的婚 房，尽管大儿子在上海打工，一年也不回去一次。“买了房，就算尽了责任，住不住是他们的事。”这10万元花光了她所有积蓄，还向亲戚借了2万元。现在，余 光菊和丈夫又在为还债和给18岁的小儿子将来结婚攒钱。让她发愁的是，前些年丈夫挖地铁每年能挣3万多元，但现在腰肌劳损已干不了重活，只能做做小区里的 保洁员，每月收入仅1000多元，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当小时工的余光菊身上。
“在城里打工直到干不动为止”、“干不动了就回老家去”，成为“4050”农民工普遍心态
40岁、50岁，城里打工还有单位要，再过十几年怎么办？
在外打工多年，朱爱荣渐渐习惯了城市的生活，穿着打扮、待人接物都像个城里人。可每当提及故乡，朱爱荣眼里闪过的全是不舍。“我可想回去了，农 村空气新鲜，房子宽敞又明亮，房前屋后自己种点菜，做饭时现摘就行。”朱爱荣说，现在自家的30多亩地包给了小姑子种，每亩地给了200元的承包费。
但种地的收入还是太少，风险也大，朱爱荣想一想就叹气。“去年东北下大雨，小姑子种的大豆全给淹了，也嚷嚷着要来北京打工。”朱爱荣说，自己和 丈夫的兄弟姐妹，几乎都是全家外出打工。连她年近70的公公婆婆，也还在天津当保姆。“我婆婆特别能干，上世纪90年代就去哈尔滨当保姆了。现在想在天津 再干两年，到70岁就不干了。”
公公婆婆的现在，仿佛就是朱爱荣的明天。“我们没参加养老保险，工作老是换来换去的；也没参加新农保，将来养老只能靠自己。孩子们能管好自己就不错了，所以只能趁还干得动多干点儿，多攒点儿钱傍身。”
张大海告诉记者，他的老伴儿也快60岁了，在北京鼓楼大街的一户居民家里做保姆，每个月有2400元的收入和2天的休息日。“我们想再干两年就回老家去，现在争取多攒点儿钱。”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部分“4050”农民工的想法和朱爱荣一样，“养老靠自己”、“在城里打工直到干不动为止”、“干不动了就回老家去”成 为普遍心态。但不论张大海还是朱爱荣，都觉得年龄越长，在城里挣钱越不容易。工资越挣越低，物价越来越高，他们再怎么节省也攒不下钱。
农业部农研中心研究员龙文军指出，大龄农民工大多从事的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建筑行业和服务行业，很少有精力去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即使有参保意 识，社保所强调的连续性、稳定性也会成为他们的大难题。因此，亟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健全针对这一代农民工的养老保障设施和服务，增加农村养 老保障设施的投入力度。
专家还建议，社会应当给予“4050”农民工更多关爱，重视这一群体的生存、发展和公平就业权。从允许进入劳动力市场的16岁到法定退休年龄 60岁（女工目前为50岁），不出意外，一名劳动者的职业生涯可达40年左右。现在一过40岁，企业就不愿意召用，相当于早早放弃了一半的劳动力市场，对 劳动者也不公平。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加大对大龄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引导企业转变观念，善待大龄劳动力，多发挥他们吃苦耐劳、沉稳踏实的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