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渐进变革：不触动原有利益格局的社会政策微调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转型，是从农村经济体制变革起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得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寻找出路且规模巨大的“剩余劳动力”，终于冲破了几十年计划经济构筑起来的城乡人口流动的障碍，数以亿计的进城农民工的出现，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后，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限制有所松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寻找生计，在改变自己家庭境况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中国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已由计划控制变为市场调节。但是在经济体制转变的同时，计划经济年代所形成的一系列社会政策却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尤其是造成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还没有根本改变。这种社会政策改革滞后的现象，并非完全因为社会政策的惯性作用使然。对于政府而言，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维持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二元劳动力市场，也许是改革道路选择的一种策略性考量。
在社会急剧变革的形势下制定或修改的政策法规，在多大程度上能顾及农民工家庭的利益，主要取决于政府当局对社会稳定的宏观考量，而不取决于一些社会人士发出的社会公平之类的呼吁。经济学家蔡?在预测中国劳动力迁移的未来走向时做过这样的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走的是渐进式的发展道路，以不伤害传统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为前提。这里所说的传统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是指在城乡差别化利益格局中的“城里人”。如前所述，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及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中，本来是用剥夺和牺牲农民利益的手段来保障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居民相对优越的生活，这样的利益分配却被“城里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如陈光金博士所说，中国的“城里人”总体上是个相当不开放的人口群，他们可能也对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有某种不满，但对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剥夺农民而提供给他们的种种好处却留恋有加，以致那种特权意识和身份优越感在他们的躯体和意志之中积淀成了一种社会惯习。正是由于这种惯习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具有市民身份的城里人的躯体和意志之中(尽管他们的祖辈、父辈甚至他们自己可能就来自农村)，所以，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就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安排而已，它还是一种基于利益差别的心理结构。
“城里人”一方面享受着农民工进城给城市带来的繁荣及生活便利；另一方面却埋怨农民工进城给自己造成的就业竞争压力及社会保障资源的减少。作为“城里人”利益代表的城市政府，一方面享受着农民工进城所带给自己的建设业绩；另一方面却也要对“城里人”歧视排斥农民工的种种意愿和诉求做出正面反应。就中央政府而言，一方面，他并不直接制定这种针对外地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另一方面，他也担心城市会因为失业问题而出现不安定因素，再加上农民本来也不是传统既得利益格局中的获益者，所以并不出面干预地方政府的政策。在这个政策倾向的讨价还价中，农村劳动力是净受损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持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二元劳动力市场，是经济转轨时期的一种政治安全保障。
四、继往开来：农民工权益维护的新视野
基于上述分析，从事农民工权益维护的工作，应该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新视角。
(一)补偿历史：“城里人”要对农民存有感恩的心怀
许多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表明，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城市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都会出现一个城市回馈乡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选择的是通过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农业税中抽取资金，以支持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二元结构发展模式。在长达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年代里，农民虽然被禁锢在农村不能随意进入城镇，但是通过他们的节衣缩食所完成的原始积累，为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进入城市但又不具有城市人的身份，他们通过忍辱负重地付出和努力，为城市的繁荣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保障。
现在，中国已经到了城市回馈乡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城里人”做的任何有利于农村、农业、农民、农民工的事情，都不是单向的付出，更不是居高临下的恩赐，而是对农民过去所做的牺牲进行的补偿和回报。“城里人”不能将附着在户籍身份之上的优越于农民的福利待遇视为理所当然，应该怀揣感恩的心情去善待从农村来到自己身边的农民工，去推进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社会政策朝着更加体现公平的方向改进。
(二)投资未来：“城里人”要着眼于城市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现代中国的城市发展要基于两个基本事实：其一，中国的城市化程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今后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还会有更多的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其二，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过去，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显现。因此，今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城市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们的素质，以及他们对于城市社会的认同度与归属感。
有远见的城市管理者应该从现在起就十分关注对于农民工政策的改善，现在看似为此种政策改善而增加的投入，实际上是为培养将来城市建设者的投资。这种投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同时也是情感方面的。哪个城市在这方面的认识水平高，投入力度大，哪个城市就会得到优秀的未来城市建设者，哪个城市就能获得长久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前景。
结语：
2012年上半年，由国家发改委组织的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完成了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有代表性省份的调研。调研课题涉及农民工融入城市化的成本、城市综合交通网络建设、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其中，在调研户籍制度时，调研组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可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阻力有多么大，真正能够从“补偿历史”和“投资未来”的新视角来看待农民工问题的地方政府有多么少？因此，不能指望户籍制度改革能够一蹴而就，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要从打破现存利益格局开始，这样的改革道路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