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里面的关键点，就是因为我们的流通组织规模太小，规模组织太小的话，它组织农产品的量就不会太大。中国13亿人口需要大量的生产这种消费，那么中间它需要很多流通组织要做的话，环节越多，流通组织越小，最终加价的次数就会越多。比如说白菜主要在山东来生产，那么山东生产下来这些白菜，因为每家农户土地少则几分地，多则几十亩，它都不具备大规模的组织流通的能力，那么它生产出或种植出来的白菜是通过一些中间商，首先从地头收购过来，那么收购过来，如果山东的蔬菜基本上是送到了寿光的批发市场，那么山东的人口不能完全把所有的山东蔬菜都消费掉，要全国去发送，那基本上是从山东寿光的批发市场通过中间商，通过物流商送到北京的新发地市场，通过新发地市场众多的小规模的批发商，零售商，再送到我们的千家万户。
通过这个环节你就可以看出来，虽然我们简单的说是从地头到批发商，再到大批发市场，再到二级批发市场，再到中间的一些，还有一些零散的零售市场，但实际上这里面还包括着众多中小的这些批发商在里面，那么一个白菜可能出来几分钱，那么经过这么多环节，每一层环节只加价10%的话，假设只走了10次的话，那我想最终就已经超过一倍以上的价格。
除了流通组织之外，也是因为我们生产的小规模化。我举个例子，西红柿一般在市场上买大概3块钱，但真正产地里卖的价格只有8毛钱，8毛钱的西红柿通过中间商从产地先运到寿光，或者运到北京的新发地市场，最终大概每斤只加到3毛钱，也就是变到了1块1，但实际上这里面它的利润就1毛钱，2毛钱都是物流的一些成本，包括油费、进场费等等这些。它1块1之后再卖给下一个中间商，比如说一批从山东运过来的西红柿，运过来假设是18000斤，那么实际上由于流通组织小规模化，18000斤不可能被一个经销商全部销掉，那么由一大堆的经销商把18000斤给它消费掉，一般的一个经销商大概也就要五六百斤，那么这五百多斤的西红柿在第二个经销商买走之后，它可能再加一部分价，比如加的很小一部分价，加10%，加20%，比如它卖到1块5，1块6，这还不是最终就能到我们消费者餐桌上，它中间仍然在通过，比如说我们日常见的一些小商小贩，通过三轮车，或者其它一些交通方式在我们的社区里，或者在其他地方进行销售，最终的价格就到了3块钱。
邬越：通过流通组织的规模化减少中间环节最终降低农产品价格
实际上不光是给补贴的问题，其实从国际经验上，比如日本，它对农产品是保护的，在补贴上，特别是在最终的价格上。其实我们中央政府这几年确实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进场费的减免，包括用地，比如说我们批发市场在用地性质上，它可能价格更低廉一些，通过很多政策为了能够把价格降下来保证民生，政府确实做了很多的努力，但这只是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光把眼光集中在中间环节上，其实更多的应该从消费者身上，能不能做新的尝试。比如说对于蔬菜价格上，能不能在价格上给予一些补贴，特别是一些价格高昂的时候，政府能不能出一些政策的保护措施，或者在农产品的种植上给一些补贴，从源头上先把价格降下来，这是第一。
第二，更多的要在流通组织上建设上，因为我们国家过去这种小生产的规模，特别是农产品都是小生产，如果流通还仍然是小规模，没有大规模的流通组织的话，我们仍然会需要建大量的批发市场来保证商品流通，但这中间就会要通过很多环节的加价，最终政府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由于中间环节太多，政府的努力如果光在市场上，在其他方面没有去努力的话，那最终的价格仍然是高昂。能不能够政府出台一些政策？除了价格补贴，在流通的组织规模化建设上，比如能不能组织在农产品上组织一些流通组织的国家队，比如扶植一些中型或者大型的，专门做农产品批发零售的流通组织，通过流通组织的规模化，减少中间环节，最终达到降低农产品价格的最终目的。
张鸿：政府给的一些优惠政策很多没法落在实处上
农超对接的这个超也得特别牛，也得有规模，要不然你是500斤怎么跟人家对接，你到寿光去还不如在新发地直接进呢，要不你的成本怎么降下来呢？所以你也得是特别大，像沃尔玛，物美，可能它们能干，但是可能也只是在一些品类上能干这个事，不是全部都干。
说到公益性，我们其实也一直在试图提公益性，而且政策上是有的，比如税费的减免，比如说土地出让的价格，2001年，发改委又强调，国务院也有专门的文件，说必须得在费用上相对来说减少。就拿新发地来说，其实它和很多农产品批发市场一样，在一些特殊时期，比如说去年721的时候，它会在一些品类上免掉进场费，但那也是企业作贡献，而政府给的那些优惠政策很多并没法落在实处上。比如就一个地区来讲，我的规划上可能会有一个农贸批发市场，但是你想想，如果是我的话，我是把它建成一个农贸批发市场，我给它一些土地的补贴更好，还是盖一个商业的中心更好呢？显然我更倾向于选择后者，而且我这个地方如果建了一个新发地，很多税我是收不到的。我还不如建一个商业的能收税。
袁军宝：不能让针对农产品市场的优惠政策成为难以充饥的“画饼”
降低这样一个流通费用需要中间商更加的组织化和规模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现在政府还需要在农产品市场的公益化方面做出更多努力，比如在规划布局方面，现在已经成为政府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验来看，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公益性一直是它们的主要原则。去年，我了解到国家也出台了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以及内贸“十二五”规划，都提出要支持建设和改造一批具有公益性质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政策仍需要系统化、具体化，并尽快把一些政策上升到法律层面。区域性的大型批发市场如何规划，大型城市需要建几个一级批发市场？几个二级批发市场？土地、税收、金融、用地、用电如何支持？都需要更为明确的政策。为此，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条例，或者是农产品批发市场法都需要尽快列入国家的立法计划，只有“有法可依”，具备可操作性，各类优惠政策才不至于成为难以充饥的“画饼”。
邬跃：公益的流通组织也解决不了全部流通价格的问题
如果公益性的话，假设这个流通组织全部是公益的话，那我想可能在平抑价格上只能在中间这个环节，或者说只在市场这个环节上来平抑价格。但实际上从我们这个流通价格来看，流通环节很多是发生在不同环节上的加价的问题，你只解决了市场这一个问题，可能还解决不了全部流通价格的问题。所以我就建议，除了我们的公益性之外，还应该在不同的环节上研究，到底哪些环节是多余的，或者说哪些环节我们能不能够通过一些组织化，规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