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大量建设用地违规使用或利用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必须警惕一下子开放农村建设用地交易市场，准许农村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同权同价，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后果。第一，大量非法集体建设用地―如违规所建的房子和厂子―如果被准许同权同价交易和抵押，会导致大量非法取得的土地死资产(如温州等地的倒闭工厂所占的土地)在金融体系里套现，这会对金融体系造成冲击；第二，会鼓励进一步违法占用耕地“种房子”、“种厂子”，对18亿亩耕地红线直接构成威胁。
关于农村生产生活配套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笔者认为应该以村社为主体和核算单元，按照人均配套0.5亩的标准结算，多占的须还耕或征税，少占应补助或增加法定的用地指标；准许村社集体间置换农地和法定的生产生活配套用地，准许有土地主体资格的村社以合法的建设用地指标上市交易。对于已成为市民却在农村占有建设用地(宅基地等)的人，愿意将其退还村社集体的，集体应给予退出补偿；不愿有偿退出的应缴纳一定的建设用地占有税费。合法的农村生产生活配套建设用地或指标既可以在村社“内置金融”里抵押贷款，也可以在正规金融机构内抵押贷款。
有些地方在推行以“撤村并镇，农民上楼，增减挂钩”为内容的城镇化，这种以村社为单位将节约出来的建设用地转换成农民楼房的地方，需要弄明白一件事，将来村社还是要搞农业的，还需要生产生活配套建设用地；如果一次“撤村上楼”就把节约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都兑换成房子，将来再申请配套建设用地搞发展就不可能了，或成本就更高了。
规划管控地主不变
要搞工业化、城市化，就需要不断将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土地“农转城”；要搞现代化，就要不断修公路、铁路、机场和其他基础设施―土地“农转非”。
我国的土地“农转城”或“农转非”制度(即“征地制度”)所受诟病最多。主要表现为：第一，随意圈地，浪费严重。由于土地有不断涨价的经济特性，政府和老板们总有屯地的冲动，跑马圈地遍及中国的大城小镇，圈而不用或假用非常普遍。第二，征地补偿极不合理。北京等地征地补偿惊人的高，很多中小城镇征地补偿惊人的低，造成很多社会问题。第三，征地过程异化为以暴力获得暴利。政府和开发商使用暴力取得土地实现暴利，而“钉子户”使用暴力对抗，往往也能够获得暴利，同时还能获得“维权英雄”的社会待遇。所以，在征地过程中，常常见到的就是以暴力对抗暴力，削弱了发展的正当性，法治也受到冲击。
导致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转城”制度设计不合理。其实改起来并不难，这部分的改革要遵循规划管控、地主不变和涨价归公三项原则。
先说规划管控原则。无论是城市建设用地、工业用地、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都必须严格执行规划管控制度，土地规划经本级人大和上级人大批准后就是法律，要坚决依法办事，违规就是违法的征地。依规划“农转城”既可避免随意圈地，又可避免政府暴力征地。
再说地主不变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土地“农转城”后，政府应该在地主(农民)不变的情况下取得用于公益事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土地，开发商需要土地应该在市场上购买。只有这样，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才能实现，以暴力获得暴利的现象才能避免。
第三，关于涨价归公原则。由于改变了用途，依据规划“农转城”的土地必然会涨价，但涨价不是原土地主人(农民)创造的，理所当然要涨价归公，这是全世界通行的规则。当然，不是全部的涨价都要归公，笔者认为孙中山先生设计的“农转城”减半―即作为原土地所有者的农民得一半、政府无偿取得一半的制度简单明了，且经过台湾长时间实践检验证明是简便易行的好制度，可以借鉴。
至于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征地，即“农转非”，应比照“农转城”制度。以修铁路为例，首先，建设必须依法进行；其次，“农转非”用半，即征用200亩，用于建设铁路100亩(政府入股铁路)，农民自用100亩(实际是补偿100亩建设用地指标)，政府仅对铁路占用的100亩的地上物进行补贴即可。
平均地权涨价归公
土地依法“农转城”之后，主要用于公益、工业和商业。城市建设用地制度改革的原则包括以下几个。
一是遵守土地规划，不得随意改变。
二是平均地权，居民、企业、政府等都不得超标准占地，超标准占地应该实施类似累进税式的惩罚。
三是涨价归公，城市土地和房产的涨价是必然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关于涨价“政府要拿到一部分，开发土地的企业要拿到一部分，市民要分享一部分，贡献了这些地的农民要拿到一部分，远离城市的农民也要分享一部分”的说法比较合情合理。笔者认为，对城市建设用地的交易和开发实现的增值收益也要征税，并且实行累进税(防止垄断价格)制度，其税收应归全民共享，保障种粮农民分享到城市化的好处。
四是惩罚闲置，土地“农转城”后，地主是政府和进城农民，即新市民，地主有暂时不开发土地等待涨价牟利的权利，但必须课征闲置税，闲置税也必须是累进税制，以防止土地闲置浪费和钉子户的产生，消除“维权英雄”存在的土壤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