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一场《合作乳业与农业现代化》研讨会上，著名农业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党国英分享荷兰“合作社一体化”模式，他曾赴荷兰考察新型乳业经营模式。
党国英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思路，鼓励农民探索适度规模家庭农场和新型农业合作社。目前国内出现鲜奶的“奶荒”和乳制品价格上升，也进一步显示，振兴中国乳业、健全食品安全体系亟待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中国食品安全的治本之策在于善待农民，农村改革和食品安全体系的建立亟待相辅相成，齐头并进”，他呼吁。
中国农业问题专家关注荷兰合作社一体化模式
荷兰国土面积不到四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近500人(中国约为135人/平方公里)。荷兰却是世界农业大国，其中，乳业占据重要位置。据2010年数据，荷兰农业经济总量为493亿欧元，其中62亿来自乳品行业，占农业的13%；农业出口为722亿欧元，单乳品行业出口就达54亿欧元。荷兰乳业以单产高、质量好、效益可观闻名。
人多地少的现状是荷兰扩大乳业规模主要挑战。克服这一障碍主要得益于其合作社的创造性发明。早在1886年，荷兰菲仕兰地区就成立了第一家乳业合作社，这正是今天的菲仕兰坎皮纳乳业合作组织最初的雏形。各种合作社经过100多年的合并，发展成两大合作乳业集团，菲仕兰和坎皮纳两家公司。到2008年，两家合作社获准合并，成为世界第五大乳品集团。荷兰大约90%以上的牛奶及乳制品生产由菲仕兰坎皮纳公司提供。菲仕兰坎皮纳2012年的营业收入达103亿欧元。
党国英把菲仕兰坎皮纳的合作乳业经验总结为“基于适度规模家庭牧场的合作社一体化模式”，简单的说，就是由近2万户平均养牛85头左右的家庭牧场组建超大型的合作社，合作社建立乳品工厂和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的销售网络来消化加工牧场的鲜奶。农场主作为乳品工厂的股东分享了产业链的大多数利润，合作社又监管、帮助会员农场主提升乳品的质量。
和中国普遍实施的“公司+农户”模式不同，荷兰的合作社一体化模式的乳品工厂属于合作社，奶农不但通过销售鲜奶获利，而且每年能从合作社获得分红。更重要的是，家庭农场主选举组成的董事会和监事会负责管理乳品厂，乳品厂的高管只是聘请的职业经理人。
党国英说，他们拜访菲仕兰合作社的一家奶农饲养了150头奶牛，整个农场只有农场主和太太两个劳动力操持。而在中国，一般家庭牧场饲养的奶牛不超过10头。
荷兰奶牛农场收入不菲，一个中等规模农场主的收入相当于当地中产阶级水平。党国英介绍，他考察的这个家庭农场今年打算购买2台全自动挤奶机器人。一些太阳能、风能发电设备也列入了未来添置计划。
荷兰皇家菲仕兰坎皮纳公司中国区乳业发展总监阿瑟？斯卡普指出，荷兰家庭农场的成功，得益于适度规模的中型牧场。“50-100头奶牛的中型牧场，既可以承受添置机械化、信息化养牛设备的成本均摊；又能够节约牛群规模过大造成的疾病防控、生态环境治理成本，还适合使用自家农场的饲料，降低长途贩运的成本。”最重要的是，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使荷兰奶牛不必“圈养”，而是“散养”在户外草场上，按照动物的天性成长。
阿瑟？斯卡普介绍，合作社组织还从牧草、育种、饲养各个环节每个领域的合作组织为家庭牧场提供服务，这保证了家庭牧场能集中精力进行牧场的经营，从而产生了非常高的劳动生产率。家庭牧场的“自我雇佣”和分散性的投资，相对于大型牧场具有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
据悉，从安全角度而言，合作社组织是农场主实施自我管理的组织，它本身就具有多数人管理少数人的特点。在菲仕兰坎皮纳这样的产供销一体化合作社中，家庭农场主、合作社、公司职业经理人之间还形成了既互相支撑，又相互制约的内部自律关系。阿瑟？斯卡普坦言，这种自律的结果是，每年都会有极少数产品不合格的奶农被请出合作社，从而保证牛奶的质量。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他山之石
2006年，中国颁布了新的《农村专业合作社法》。过去7年，中国的农业合作社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82.8万家，约是2007年底的32倍；实有成员达6540多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5.2%。成为在市场和公司之间不可小觑的经济力量。
在乳品领域，家庭牧场仍然只是给乳品厂提供鲜奶制品。据估算，在养殖、加工、销售整个产业链中，奶牛养殖资金投入占六成，而其利润收益仅占两成，养殖投入大、风险大、利润低。而且随着地方财政不断增加对大型牧场的补贴，养牛的中小散户被挤出市场，从而导致过去一年来的鲜奶价格不断上涨。
党国英说，中国乳制品行业的短板在农业，食品安全体系的短板在农村。把农民当作弱势人群保护起来，不如改革土地制度，使农民有恒产者有恒心；借鉴荷兰等国的先进经验，用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合作社模式，帮助农民组织起来。
党国英呼吁，适度规模家庭农场+产供销一体化新型合作社，是解决中国土地过度分散和大工业化之间的衔接问题良方，也是提高中国乳品业效率与安全的良方，“中国食品安全的治本之策在于善待农民，农村改革和食品安全体系的建立亟待相辅相成，齐头并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