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家小吴呢？”
“哦，他还在福建呢，在那里管蚕豆收成。”沈姐说话干脆利落。
小吴，是沈姐的丈夫，叫吴宝信，夫妻俩都是浙江松阳人，和张根兴已经认识十多年了—说起来，这一家门来上海做蚕豆生意，上海人能在四月中旬吃上蚕豆，都和张根兴有关。要知道，十多年前，四月中旬这段辰光，是买不到蚕豆的，要吃到张根兴准岳母的那一碗鲜酥的蚕豆饭，要得再等大半个月呢。
星期日周刊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张师傅，我们挺好奇的，这个时节上海人爱吃的蚕豆，和你有怎么样的关系？
张根兴：十多年前，上海人吃的蚕豆，主要是了来自福建和浙江。福建天热，蚕豆3月底4月初上市，一般到4月15日左右结束。浙江冷些，蚕豆4月底才上市。这当中就有半个月左右的空档，是市场的空白点。
1997年夏天，浙江松阳县的余副县长带队来我们市场考察，当时他们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所以想来看看，上海市场上什么好卖，他们当地种什么比较好。他们向我们介绍了松阳这个地方的位置、地理环境。听完后，我当时就给他们推荐了3个品种：蚕豆、玉米、豌豆。
星期日：你是根据什么推荐这三样蔬菜？
张根兴：他们介绍松阳的时候，有一些特点让我印象深刻。这个地方在浙江南部，靠近福建，周围是山区，但它是山区包围下的一片平原。位置靠南，而且不是山 区，天气相对就暖和。蚕豆、玉米、豌豆。我推荐的这三个品种，共同特点是上市比较晚。那么如果松阳来种植，上市时间应该可以有所提前。特别是蚕豆，我因为 一直记录，所以知道蚕豆的上市有半个月的空档，如果松阳蚕豆能提前半个月上市，那么就可以填补这一段空白。
星期日：当你这么推荐之后，松阳当地就开始种蚕豆了吗？
张根兴：因为我有记得很详细的记录，推荐有理有据，所以他们听了很信服。而且我对他们说，种蚕豆的话一定要种日本大阪豆。当时市场上存在两种蚕豆，一种是日本大阪豆，还有一种是小豆。不过从记录中，我看到小豆的销量低，价格也低。我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大阪豆吃口糯、粉，更适合上海人的口味。
听了张根兴的推荐介绍，松阳代表团决定回去试种。一种新蔬菜，要说动农民相信、认可，是很困难的。一开始，只是几户农民参与。
第二年 （1998年）4月中旬，“松阳蚕豆”上市了。 4月16日，张根兴在工作日记上特别记录了一笔：“松阳拉来一吨多大阪豆，价260（一公斤2.60元），一个人包下来。”他还记得那一天的场景，松阳当 地特地派了人来摄影、录像，想把松阳蚕豆销售的盛况拍回去给农民看。结果，哄抢的场面没发生，但松阳来人却很兴奋：一位小贩看了一下，说了句这些豆我都要 了，全部包下。
张根兴推荐成功，不过，他要做的事情，还没完。
5月，蚕豆落市后，张根兴特地请了假，领着农科院的技 术人员去了松阳，在当地的大礼堂里给农民们做报告。张根兴是“鼓动”，蚕豆在上海是好卖的，这个品种可以种。而农科院的技术人员是“帮助”。松阳农民在实 际种植之后发现不少问题，比如日本蚕豆长势很旺，但却拼命往高里长，不长豆。技术人员告诉他们，这种蚕豆要摘芯。他还关照，这种日本蚕豆长势旺盛，不能种 得太密集，一旦不通风，豆会结得很少。
大会堂报告讲完，张根兴回到所宾馆，谁知一批很有兴趣的农民追了过来。他们在宾馆的房间内继续讨 论，意犹未尽。其中就有吴宝信。“这个小伙子蛮强（上海话，能干的意思）哦，他对新事物很有兴趣，特别会钻研。”即使到现在，每年蚕豆上市前，吴宝信都会 给张根兴打电话，询问这段时间的行情，他要在摸清市场信息后打“有备之战”。“张师傅你知道吗，”沈姐快人快语，“我们今年总共包了1000多亩地，还开 始试种番茄了。我们从老家带了十几个人出去种菜，都发财了。”
“食品安全是个大问题，从种植的源头上来把关，更有效”
对张根兴来说，蔬菜批发市场，不是中转站，而是一个服务的桥梁，连接起市民的“菜篮子”和农民的“菜园子”。
而他，对拎“菜篮子”的人想吃啥，“菜园子”的人能种啥，格外有兴趣，有热情。“蚕豆中介”这样的事体，张根兴做过不少，特别是在2000年前后。1999年-2001年，适逢国家农业产业结构大调整，全国各地来江桥批发市场了解信息的络绎不绝。
起初，他的这种热情，是为了改变一种“行业风气”。“我1994年调到真如市场的时候，里面冷冷清清，门可罗雀。当时批发市场管理不到位，江湖气重，市 场里有"菜霸"霸市，摆出一幅"你们不能进，只有我能在这里卖菜"的架势，所以客户（批发商）流失很快。”张根兴回忆道。“那时候，市场内货色很少的，都 是一些大路货。后来我的领导王董（王永芳， 时任江桥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带领我们几个同事一个个去拜访客户，一点点去引进各地的蔬菜，才把市场慢慢做大，现在江桥批发市场已 经是上海最大的蔬菜一级批发市场了。这个过程有点像创业的感觉，很辛苦，也很有成就感。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到，如果没有上家来，没有下家来，那么市场就 是一块空地。要让下家来，市场就得有拳头产品，可市场本身是不生产产品的，那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办法去引进品质好的产品。提供了优质产品，那么这个市场就 热闹了。”
慢慢地，随着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为人关注后，张根兴的工作显示出了另一种价值。
1996年的夏天，刀豆在真如市场里可是时髦货。刀豆的生长环境不能太热，八九月的天气，刀豆完全生不住。市场上有的刀豆，都是在高山上生长的，量不多，每斤批发价都能卖到2-3元一斤，每次一来就马上一抢而空。
恰逢此时，安徽金寨县来批发市场考察。张根兴在此之前从来没去过金寨，不过考察团的一句话让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金寨是属大别山区，有高山的”。
张根兴仔细地向客人解了金寨的情况，然后向带队考察团的当地农业局刘副局长建议：你们可以试试种刀豆。当地听取了这个建议，农民们试着种上了刀豆，大获成功，收益大大提高，当地人说：“要想富得快，四季豆赶快栽”，而上海人夏天的餐桌上，也摆上了生脆的刀豆。
再比如，恐怕许多上海人有印象，之前的莴苣是白肉的，而现在流行的，是红叶绿肉莴苣。这个变化，也和张根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2000年10月，福建永安来江桥批发市场开冬笋推介会。晚上吃饭的时候，带队的永安谢励全副市长随口提到：“我们那儿有一种莴苣，叶子是红的，肉是绿的，皮薄，吃口脆，香味很足。”
说者看似无心，听者张根兴却有意了。
当时，上海人冬天吃到的莴苣，大多来自四川彭县，皮比较厚，肉颜色淡，比较粗糙，外表会有裂缝，香味也不足。现在，照这位副市长的话，“四川莴苣”的不足，“永安莴苣”不是大有改善？张根兴来了兴趣，他对永安谢副市长说：“听了您的介绍，我感觉市场应该是可以的，要不你们先来试销看看。”
第二年2月，永安的红叶绿皮莴苣就跟着卖冬笋的卡车，一起来到了真如批发市场。第一次量不大，1000公斤。张根兴特地把自己的上班时间都调成夜班，和 同事一起帮忙搬运这些莴苣，还动起了“推销”的脑筋—他们把莴苣的皮削掉，露出薄皮厚肉，放在边上，菜贩子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
反响很 好，1000公斤莴苣很快卖完了。 3月上旬，莴苣又来了，这次有2.8吨。“蓬头”起得快而短，一个大户把所有的莴苣都要了去，小贩们根本抢不到货。“当时这种莴苣每斤的批发价比青叶莴苣 贵2毛，但老百姓不在意。后来永安那边扩大了生产规模，农民的收入也大大增加，并在浙江、山东、江西、江苏等 地也种上了。现在市场上卖的全部是这种莴苣了，之前的那种已经被淘汰了。”张根兴说，“好东西，上海人是舍得出价钿的。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对蔬菜品质、 卖相的要求之高是排在前二位的。新品种的物事（上海话，东西的意思），上海人可能一开始不能接受，但是如果品质好，上海人终归会接受的。”
星期日：你说的工作好像都是在为市场服务，但是你所做的，和我们每个普通市民都有关系。
张根兴：菜么，每个人都要吃的。
星期日：我注意到，当外地有人来你们市场考察，介绍当地情况时，你对它们的地理环境特别有心，这是为什么？
张根兴：有时候，如果温度不够，要让蔬菜早点成熟，赶上卖的时间点，就要有一些人为干预。如果找到合适的地理环境，在自然的温度和环境下，让蔬菜不用人为干预也能早一点上市，那不是很好吗?
星期日：现在我们都很关注吃的健康安全，我感觉你在工作中，在自己所能做的范围内把控着“自然生产”的理念。
张根兴：我们市场实行先检测后销售，每天检测2000多批次样品。不过我觉得，靠市场来把关食品安全是不够的，我们能做的只是抽检。食品安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生产的源头上来控制把关是更好，更有效的。
星期日：对于如何买到安心的蔬菜，你还有什么经验，是可以告诉给我们读者的？
张根兴：我们家在菜场里看到那种畸形的番茄是不买的，长成畸形，应该是激素过量了；带花的黄瓜和丝瓜，我们也不买，开花结果，这是自然规律，果已经结出 来了，但花还带着，那肯定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我曾经问过农民，为什么要种这样的蔬菜，他们说，这样好卖，市民以为有花就是嫩，所以我们市民买菜，不能过分 追求美观，同样的，也不能一味追求颜色白净的东西。像过分白的蘑菇、茭白什么的，我们家也不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