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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问题的文化反省 公民意识的锻造(2)

发布时间:2014-07-08  来源:求是理论网
摘要:不得不指出,人心会被物欲遮蔽,非人性化使人类变得工具化、碎片化。当下的中国,工具理性正在侵蚀人文精神,它使人的独特性丧失,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个人责任与道德的维度几乎全然缺席。道德说教和社会自我调节

  不得不指出,人心会被物欲遮蔽,“非人性化”使人类变得工具化、碎片化。当下的中国,工具理性正在侵蚀人文精神,它使人的独特性丧失,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个人责任与道德的维度几乎全然缺席。道德说教和社会自我调节难以挽救如此大面积的肌体失能。在一个公权力失控的国家,人和人之间无法形成平等契约关系,市场经济无从扎根。那些将个人自由无限推广,将道德律令视为对个人自由的压制的学说,终究只是伪自由及其变体。

  2、建构内在的个体

  建构内在个体不能靠强化道德法庭,而应从道德感出发重建道德律。这样,即便他律不存在,人的自律或良知仍然可以为道德行为奠基。真正的政治必须向道德宣誓效忠,只有道德才能剪开政治解不开的死结[[德]康德,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39页。]。而一旦放弃了自由、平等价值原则的指引,我们也就放弃了反思、批判的权利。构建真正的内在个体,需要很多具体细微的建设,也需要真正的信念。这种信念来自于每个人挫折重重的自我探索,而不是某种空洞的、集体的“信仰”。

  食品安全治理,归根结底要落实到作为具体个体的人身,以“立人”为基础,以重新定义“个体”为支点。食品安全监管,其实是“反抗个体奴役”,反抗对个体生命、尊严、自由的奴役和伤害,这是不能以任何名义和理想为由来突破的底线。食品安全不能仅仅靠政府的力量由上而下地来推动,只有“理性”与“心性”二者结合,才能使价值导向体现人的真正“本性需要”,并保证人类沿着正道发展。

  (二)社会重建:从熟人社会走向契约社会

  1、“私德”、“公德”的重塑

  “道德的存在不是为了维系社会的运转,而是让人成为人。”(帕托切克语)公与私的区别在于“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梁启超:《论公德》,1902年3月,载《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之四》(《新民说》,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霍布斯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在一开始就从方法论上已经明确了国家的基础是个人,公德也一定是以私德的保护为基础。在公共道德重建中,将人当作自由、理性的主体,这样,立法者才可能通过使公民养成好的习惯使之成为道德的公共个体:一方面自觉服从合法的权威,另一方面与他人紧密合作。当今中国,无论“公”德还是“私”德,都被权钱裹挟。“公”为权力统摄,“私”被金钱宰制,社会表现出一个高度偏“私”的状态,说到底还是公共生活秩序危机,而非个体的私人道德危机。

  公私之间如何定位,本身就是一个文明自身不断摩擦、划界的一个过程。公共生活总在“私”之前或之先,纯粹的“私”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在当下中国,仅靠道德感召,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体在道德问题上势必面临着相当沉重的决策负担。要形成一个个有德行(virue)的公民前提是先有一个化“私”或聚“私”为“公”的公共空间,而建设一个现代的良善社会的前提是保证个体的主体性和选择自由。

  2、公民意识的锻造

  公民社会是一种拒绝前现代社会包袱的社会秩序,它不只是一个坚持个体要求、缔结个人利益契约的场所,它更是一个建立关于好社会和社会正义共识的伦理空间。为此,罗蒂(R.Rorty)将公民社会称作为一种“世俗人道主义的文化”,认为公民社会的重要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的道德价值。

  中国的食品安全一再表明,属于公共伦理的食品安全危机,只是症状,而不是产生整个文化综合症的病根。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性遗传”,道德不会泯灭,只不过有时要被唤醒。首先要解决的是公民社会的建构,它是公民阶层、公民制度和公民意识形态的三位一体。没有这种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任何有关文化的理想主义设计,都只能是一厢情愿的“道德乌托邦”。其中最亟待建构的应该是严重缺失的公民意识,它不仅针对个人伦理的操持,还指向公民对于社会责任的坚守。

  三

  “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意味着面临对社会的双重呼唤,既需制约权力的“公民社会”,也要驾驭资本的“能动社会”。马克思早已提醒:“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当人能将“个体之我”与“群体之我”甚至“人类之我”贯通起来时,他就获得了普遍性和无限性,这是最大的自由,也是最大的德性。因此,要让饱受“有毒食品”之苦的中国社会回归常态,我们更应当意识到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不再将自身视之为权力、欲望驱使的对象,逐渐恢复自己的道德常识,借助于对人性的重新审视,做一个有尊严的大写的“人”。

  面对食品安全这类攸关人类命运的紧迫问题时,“道”不能再保持缺席状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从“如何谋求幸福”到“怎样才配享受幸福”的转变。人类要实现自我救赎,不是不加分辨的盲从,更不是对现代文明身份的放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今天做了什么,在无可更改的历史宿命面前,平凡而坚韧的努力将彰显出自己活在真理当中的尊严。龙应台指出,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进行更深入的文化启蒙和文化批判是另—个无可回避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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