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转换问题
失地农民离开土地，由世代聚居的村庄进入新的社区，住进楼房，角色转换是一个缓慢而又伴随着阵痛的过程，需要内、外部长时期的互动作用。
一是职业转换问题。土地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失地前的农民主要从事的是第一产业。失地以后，农民面对的首要问题是需要从一产转向二产或三产。所谓隔行如隔山，对于文化低、技能差的农民来说，要从一产升级为二产、三产，实属不易。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农民，在土地的舞台上，面对一垅垅庄稼，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但是面对一排排机器，则不知如何下手，积累了一辈子的“把式”在一个全新的生产体系、组织结构和生产器具面前束手无策。
二是身份转换问题。“农民”一词在中国，最具特色，它不是职业的称谓，而是身份的象征。这些失地农民，没有了土地，不干农活，但标签上仍贴着“农民”二字。户籍登记也入另册，与城市居民有着不一样的户口簿。真正的市民待遇也不能普及到他们头上。即使住在了城里，衣食住行跟城里人都没有两样，但管理上的歧视、社会上的偏见等却难以消除。有关调查显示，有61.6%的失地农民认为自己还是“农村人”，只有38.4%的人认为自己是“城里人”。
三是生存环境转换问题。从熟人社会一下子进入生人社会，胜过“远亲”的“近邻”，不再是一起“玩泥巴”的伙伴，不再是围在一个小河里洗衣的村妇，不再是有事一声嗓子就跑过来的兄弟，而是一个个被关在家里自娱自乐的孩子，一串串由阿拉伯数字组成的门牌，一张张从“猫眼”里看人的陌生面孔。他们发现，找个人拉拉家常都很奢侈，遇见红白喜事，只得花钱请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过去世代稔熟的诚信链变成了邻居互不相认的契约链。
四是生活方式转换问题。以前，他们在自己的村庄，可以随地吐痰，甚至在自己的庄稼地里可以随地大小便，无拘无束，现在连大声说话都要受到限制。一辈子习惯了懒懒散散的慢生活，进了城的感觉就像第一次进贾府的林黛玉，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
五是价值观念转换问题。农耕生产孕育了淳朴的乡土文化，塑造了独特的乡土人格，当传统的乡土文化遇上现代的城市文化，使许多农民身处农工两界左右为难，游走城乡之间进退失据。生活中那些原本以为很在理的东西，不知是对是错，是留是弃。
变化与适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之一，也是生物学的基本定律，当外在环境发生变化，生物体需要在心理和行为上不断调整，以取得与新环境的重新适应。从传统农耕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这种转变是内生的，渐进的，没有任何一种外力可以使这种转变在一夜之间完成。当失地农民面对突如其来的改变，纵使这种改变或许是他们曾经的向往，但带给他们的只能是措手不及的“脱臼”，正如在黑暗中呆久的人突见光明，反而失明。再加上传统文化的惯性与现行政策的时滞性之间的博弈，注定失地农民的角色转换是艰难的、漫长的、痛苦的，这种转型，使失地农民变成一个农民不像农民市民不像市民的“四不像”，成为身在城市“找不着北”的迷茫一族。这种迷茫严重制约了他们未来的发展。
首先，应在政策上逐步熨平失地农民与当地市民之间褶皱。凡是市民有的，失地农民就应该有，大到人身权利，小到户口本颜色，都应实行同一个标准，同一种标识。让农民的“标签”找不着附着的物体，使“农民”的含义回归到“职业”的原点。只有这样，市民在农民面前不再具有“高人一等”的炫耀资本，农民对于市民也没有必要羡慕嫉恨，在平等的制度面前，应如同学校规定学生一律穿校服，看不出贫富差别，分不出家庭的高低贵贱一样。
其次，应推动传统乡土文化与城市社区文化之间的融合。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生成了厚重的乡土文化，传统的乡土文化有糟粕，也有精华，它饱含许多现代文明的基因。例如，就现代社会在制度和规则层面而言，有两大基本支撑要件，一是产权关系及其与之配套的法律体系；二是诚信体系。传统乡土文化在这两方面都有着足够丰富的内涵和较为完备的规则。在新的社区建设上，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发展城市文化的经验，如大力发育各类社会组织、社区组织等；另一方面要吸收传统乡土文化的精华和养分，如熟人社区诚信体系的构建等，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文化。在具体工作中，应充分发动各类群团组织及协会组织，引导他们开展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以规范行为，陶冶情操，增进互信等，从而实现文化的升华。
再次，基层组织应在职能上实现从服务村庄向服务社区的转变。从村庄到社区，工作对象、工作内容发生了改变，工作理念、工作方法应随之改变。一应借鉴中国历史上“改土归流，土流并用”的办法，改变过去只从本地选用基层干部的做法，在新的社区建设中适当吸收一些有城市社区管理经验的外地干部参与管理；二应在具体工作中，实现从管理村庄向管理社区的转变，从服务熟人社会向服务生人社会的转变，从适应慢生活向呼应快节奏的转变；三应在舆论上引导社会克服歧视心态，给失地农民以应有的尊重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