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五年
情势急转直下。
2012年9月，法国内分泌学家塞拉利尼发表论文称，用转基因玉米喂养的大鼠致癌。
虽然欧洲食品安全局最终否定了转基因玉米致癌的研究结论，杂志也撤下了这篇论文，因为试验方法存在重大瑕疵和证据的不可信，但借助网络的力量，转基因致癌论仍然传遍全球。
从1998年至2014年的16年间，几乎每年都有类似的研究论调面世。虽然它们其后都被学术共同体或权威机构所推翻，但坏消息天生比好消息跑得快，没人记得严肃无趣的学术腔和政府腔，而致癌论、不育论、基因污染论、不可知论却能传遍整个网络世界。
至此，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降至冰点以下，也因而左右了官方的态度。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的统计，2013年，转基因重大专项经费缩减至4亿元，而在高峰期这个数字是20亿。
转基因的品种审定办法在此后5年里都没有出台，农业部也没有再批准新的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证书。按照中国的现行法律，拿到安全证书的转基因作物，还需要通过品种审定，才能进入商业化生产。
实际上，奥瑞金公司买下的农科院生物技术所的抗除草剂大豆已经完成生产性试验，提交了安全证书的申请。“前面没有路了，”韩庚辰说，“可怕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生产销售，3年，5年，哪怕是10年，都好说，可以计划。”
对转基因这种应用型的技术而言，自负盈亏的商业公司一向是研发主体。转基因的研发极为耗时、耗钱。按照韩庚辰的估算，科研机构投入1块钱研发费用，商业公司就要投入100块。
科研机构的实验室想验证基因的有效性，只需要30-50株量级的转化和试验。而想要挑选出能用大规模应用的植株，公司需要进行3万－5万株植物的转化和试验，每一个产品的开发费用以亿计算。
转基因的巨头孟山都在2013年度投入的研发费用是15.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近93亿。
不能商业化，奥瑞金和大北农等种业公司在过去几年里投入转基因研发的数亿人民币，将颗粒无收。
作为最大的农产品消费国和进口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于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弥足轻重。美国大豆出口协会北亚区总监狄翠山表示，中国官方和公众对转基因的负面情绪让他很担心。
对中国产业界，这是停滞不前的5年，而美国转基因业界则是话语权旁落的5年。
生物技术工业组织执行副总裁凯瑟琳·恩怀特发现，自2007年以来，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转基因的反对者发表了很多让人害怕的消息，而生物技术行业并没有做出反击。虽然在美国，转基因的反对者并非主流，但坏消息天生能获得更多关注，对产业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终于，强大的美国转基因产业开始反击。
2014年，美国农业部邀请了全球超过50家媒体考察整个产业。根据美国农业部新产品及农业技术部门艾德·波特的说法，这不是一种推广活动，而是为了让人们知晓真相。“人们有权利知道事实的真相，而不是网络上的谣言。”
凯瑟琳·恩怀特建立了一个GMOanswer网站，有80位科学家和20多位公司从业人员作为志愿者，回答几乎所有关于转基因的问题，“我们本该在20年前就开始这项工作。”
莎拉、南希一行四人，应大豆出口协会之邀跨越了太平洋。在2014年9月的北京，与中国消费者进行了三场小规模的对话。
在东二环的一座写字楼里，身着白色丝质衬衣，留着中分长直发的莎拉·罗斯面对消费者侃侃而谈：她为什么要种植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技术给她的农场带来了什么变化，她和她的家人会不会食用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正如她这近年来一直告诉美国消费者的一样。
“作为第六代农民，我们努力让农场的土壤变得更加健康肥沃，而不会做危害它的事，因为我们想把家族的事业延续下去。”
在这场小范围的对话中，莎拉带来了不少照片：她和先生凯文·罗斯以及两个可爱的儿子站在绿油油的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田里，美丽健康，没有癌症，也没有生育问题。
得利者和失意者
虽然争议声一浪高过一浪，新技术还是因其强大的生命力得以在全球扩张。
目前，全球有12%耕地被用于种植转基因作物，27个国家的1800万个农民在使用这项技术。
“国内的反对声音只有一个作用，阻碍中国转基因产业的发展，”农科院生物技术所所长林敏说。
在产业化停滞的这些年里，无论是技术上，还是产业竞争力上，中国和跨国公司的差距又开始拉大。
上世纪末，转基因抗虫棉拯救了因棉铃虫而几近绝收的中国棉花产业。最开始是孟山都公司抗虫棉一统天下，国产抗虫棉产业化后，占据国内90%的棉花市场，孟山都公司退出中国市场。
美国在大豆和玉米的转基因技术上已然非常成熟，抗虫水稻曾被认为是国人突破的希望。它的研发者张启发说，早在2001年，抗虫水稻的技术就已经成熟，“应该出去了”。然而，在2009年申请到安全证书后，因为国内一直没有出台转基因的品种审定方法，抗虫水稻还是无法商业化。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胡瑞法不无遗憾，“如果转基因水稻可以早一点商业化，也许国内转基因产业的全球性公司已经出现，机会丧失得太可惜了，当时的技术在全球都是领先的。”
他和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2005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转基因抗虫水稻可以为农民减少80%的农药的使用，带来6%的产量增加。
哪怕是在13年之后，各国已经加大了对转基因水稻的研发投入，业内还是认为，华中农业大学开发的两种转基因抗虫水稻是非常好的产品，在国际上仍然极具竞争力。
中国本来可以走一条更加高级的道路，有自主研发的技术的产业化之路。但面对遥遥无期的商业化之路，本就不强大的中国公司开始退却。
在过去的五年里，奥瑞金将一半以上的利润投入转基因产品的研发，公司每年或亏损，或微利，勉力运转，股价已经从从高峰期的10美元降至如今的2美元。韩庚辰表示，奥瑞金以后将会缩减转基因技术的研发投入，不会再启动新的转基因项目。
大北农公司生物技术中心的吕玉平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说，“如果当时社会对转基因的态度像现在一样，大北农不一定投入这么多。”
北京大生命科学院前任院长饶毅认为，激烈反对转基因的结果，只能是减慢我国新兴的技术开发。在本来不领先的情况下，减慢技术发展无异于产业自杀。
反观美国，已经有52.3％的大田作物是转基因作物。根据美国食品饮料和消费品制造商协会的数据，在市场上销售的70%－80%的包装食品还有转基因成分。
美国对转基因的开放态度，固然造就了全球的种业巨头孟山都，但南希这样的农民也是受益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南希家的农场不怎么挣钱，她不得不外出兼职以补贴家用，最困难的时候，如果不是政府的补贴，南希几乎要失去她的农场。直到2000年，市场变好了，价格上升，产量也在增加，农场才开始挣钱。
“我们农民的收入相当于工程师，商店老板。所以我们足以享受自己的生活，度假，买漂亮的衣服，每四五年换辆新车。即使买不起梅赛德斯、宝马、凯迪拉克，但是雪佛兰，别克、斯巴鲁还是买得起的。”南希透露。
在转基因的产业竞争中，中国不仅仅落于美国，也落后于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巴西、阿根廷。
虽然没有自己的技术，阿根廷、巴西和拥有转基因技术的跨国公司合作，采用专利授权的方式，付给跨国公司一定的专利费，农民得以种植新研发的转基因种子。
在转基因反对者的版本里，阿根廷因为种植转基因作物导致经济崩溃。但是根据阿根廷生物技术信息与发展委员会2011年发布的报告，15年内，转基因作物对阿根廷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总共创造的职位数目估计超过180万个，为阿根廷带来了726.46亿美元的毛收益。
其中，阿根廷的相当一部分利润来自卖到中国的转基因大豆。中国虽然在本国转基因产业发展上停滞不前，却不能阻挡转基因产品的进口。2013年，中国一共进口了大豆6340万吨，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其中超过90%是转基因大豆。
就连一向对转基因持谨慎意见的欧盟都松动了，开始反思因贸易保护拒绝转基因技术而失去的产业机会。
正如英国环境、食品和农业大臣欧文·帕特森去年在瑞士洛桑研究所的一次演讲所说，“欧洲正在错失良机。欧洲在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的版图里只占据不到0.1%的面积。当其他国家都在抢先种植转基因作物，并从新技术中获得收益时，欧洲正在冒着被甩在后面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