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最近提出，“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来说是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解决13亿人吃饭问题，要坚持立足国内”，在一个新的战略高度上提出了新形势下，中国构建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问题。本文试图解读“永恒的课题”的深刻含义，揭示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问题，并为应对挑战提出一些抛砖引玉的探讨。
一、粮食安全再定义
“粮食安全”是个舶来词。英文是“Food Security”，虽然更符合原意的翻译应为“食品保障”，但约定成俗，其后中文翻译都将其译作“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论述发展的文献。当时由于石油危机引发了1972年至1974年粮食价格暴涨的危机，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对不安全的粮食形势深感忧虑， “粮食安全”就作为世界各国发展的一个议题提出来了。“粮食安全”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是1974年联合国的《世界食品大会》报告。而将“粮食安全”打造成一个响亮的，有感召力的全球口号，还要归功于1996年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 (World Food Summit) 。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正式文件《罗马宣言》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议划》。
在这两个文件中，第一次明确的定义了“粮食安全”。首先是明确了粮食安全问题的考量的层次：“在个人、家庭、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实现粮食安全”；同时界定了粮食安全的内涵：“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
同时这个定义强化了粮食安全的多维性质：首先是存在可供给的粮食；同时，个人，家庭和国家有经济能力获得粮食；此外，富有营养的粮食可以满足需要并且价格相对稳定等。从而，粮食安全不仅是生产和进口足够粮食的问题，也是粮食配送和分配的问题。《罗马宣言》同时强调，人皆有食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权，并确定了要在2015年之前把全世界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数从8.4亿减少到4.2亿的雄伟规划。
然而，《罗马宣言》定义的粮食安全是相当狭隘的，短视的，其将粮食安全定义为一个静态的现状，缺乏粮食安全应有的动态可持续性和经济有效性的基本内涵，结果，往往会误导决策者为实现粮食安全制定的政策和举施。
首先，世代衣食无忧才是真安全。
人类生生相息，代代衍繁，无论那朝那代，“人皆有食”都是人类生存需要，社会的基本问题。因此，从根本上来说，粮食安全是一个动态的无止境的过程，不仅在当代社会要实现“人皆有食”，而且世世代代都没有“缺吃少穿”和“营养不足”的忧虑。
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绿色革命”以来，农业再生产不再只是简单的自然再生产过程，工业的动力和投入革命性的改变了自然对农业生产的约束，使得农业生产日益趋同于工业生产过程。农业生产的工业化颠覆了传统以自然资本的投入和传统耕作方式，以新品种为中心，用工业化生产的化肥取代农家肥和自然的土壤肥力增进，各种杀虫剂和除草剂替代了以深耕和轮作来控制病虫和杂草的选择，工业化石燃料驱动灌溉替代了传统的蓄水保水浇灌，重型农业设备与机械耕作和收获极大地减少了劳动力的强度和用量，这一切从根本上改写了农业作为自然再生产过程的历史。
以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制造工业产品作为主要投入的工业集约化农业，对于全球粮食生产从 1961年的 8 亿吨增加到 2010 年的 25 亿吨居功至伟。但是，这样工业化农业衍生了两个巨大的问题。第一，以不可再生的资源作为农业生产的投入，让工业化的农业面临随着资源枯竭而难以为继的危险；其次，数十年的工业集约化生产耕作，大量的化肥和农药的投入已经造成了包括肥沃土壤退化、地下水枯竭、虫害肆虐，生物多样性遭到侵蚀，空气、土壤和水源受到污染等问题，而工业投入边际生产率下降，引致对燃料、化学肥料和农药的需求不断攀升。这从根本上危及农业自然再生产的基础。尽管农业生产工业化改变了现代农业生产对自然的依赖，但自然，包括土地和生态仍然是农业的基础，一旦农业生产的自然基础被破坏，农业生产就会衰落。
在农业工业化的生产过程中，加大化学肥料和农药等工业投入的施用，可以实现短期内的“高产”，来满足农产品的需求，但这样的竭泽而鱼的生产方式不可持续，并加速对农业自然生产基础的破坏，结果，当代的粮食安全实现了，但子孙万代的粮食安全丧失了。所以，粮食安全是个“永恒的课题”，其定义必须体现动态过程中的可持续性，即在世界，国家和社会的层次上， “粮食安全”就是要实现千秋万代人类粮食安全和食品供给保障，而不只是追求几年，几十年的“丰衣足食”。
其次，经济有效才有可持续性。
虽然《罗马宣言》给粮食安全打上了文化，社会和政治烙印，但是却忽略了实现粮食安全的经济有效性：以资源利用最优化为基础，经济成本最低来实现粮食安全。“不计成本”“不计代价”可以取得短暂的“粮食安全”，但注定没有可持续性。
经济有效性有两层含义。农业生产实际上也是一个能量转换的过程，这个过程要经济有效，以最优化的投入去实现最优水平的产出，即最优化的投入和产出，而不是不计成本的最大产出。另一层含义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通过贸易经济有效地实现粮食安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和经济要素组合的时间，空间，食品贸易的方式和流转的过程，作为一个极具资本色彩，政治色彩的全球化，不仅为国家在全球的平台上实现经济有效的粮食安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也让所有国家都面临粮食安全问题全球化的挑战，遭遇粮食贸易实物和价格风险的波及。
体现在贸易中的经济有效的粮食安全是交易的条件要公平，不存在垄断，不存在操控价格的问题。同时，还有进出口商之间“贸易条件”公平的问题，因为如果贸易条件不公平，出口交换粮食货物的价格被压低，或进口粮食的价格被抬高，都不是经济有效的粮食安全。
合理消费是粮食安全的重要内涵。
《罗马宣言》中粮食安全的定义，还忽略了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内涵：合理消费。粮食安全不只是单方面的供给保障问题，同时也是合理的需求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奢侈”和“浪费”食品盛行，不可能取得粮食安全，因为“挥霍”粮食是没有极限的浪费，是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深渊。
国际社会一致公认“人皆有食”是最基本的人权，具有普世价值，那么，在道义和公理上，就不应该在满足全世界粮食合理消费前，将粮食作为他用，比如生产乙醚。也不应该以国家政治干预粮食的流动，甚至以粮食作为牟取暴利的手段。
这些问题都被《罗马宣言》中的粮食安全定义忽略了，也许正是狭隘的“粮食安全”理念的误导，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0年竟然宣布全世界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数从1995年的8.4亿增加到了10亿，而在1995-2010年期间，中国和印度因为高速经济发展促成近4亿人免除饥饿和贫困。在探讨世界饥饿人口增加的原因时，农业“投资不足”是“罪魁祸首”之一，而“投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无视粮食安全可持续性的动态，轻慢实现粮食安全经济有效性所致。
二、中国粮食安全的危局
当“动态可持续性”和“经济有效性”成为粮食安全核心构成，对于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和发展动态的评估，就有了新的视角和判断。
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可持续问题，是确保子孙万代衣食无忧的问题。
以竭泽而鱼的生产方式追求短期内的“高产”，造成农业自然生产基础的破坏，是当前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大问题。粮食生产的工业化创造了增产的捷径，神奇的化学元素，魔幻的转基因，万能的工业石化动力，以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制造工业产品作为主要投入，在创造增产奇迹的同时，也透支未来，为满足当下的欲求而破坏农业自然再生产的基础。在1978年到2013年，中国粮食产量从3.05亿吨增加到6.02亿吨，将近翻了一番，肉类翻了近10番从900吨增加到8600万吨，水产品，水果，蔬菜等都有10倍以上，甚至百倍的增加，比如苹果，从38万吨增加到近4000万吨。翻了100多倍。食品生产如此奇迹般的暴涨确保了当下丰盛的供给，然而，代价是巨大的。
1978-2013 年，中国化肥使用量增长了8 倍，农药增加 15 倍，而粮食增产不到1倍，单位面积用量成为世界之最，单产并非世界最高。2012 年中国每亩化肥用量 32 公斤、农药2 公斤，前者较发达国家高出3倍，后者高出近5倍，但玉米，小麦的单产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从全球的视角来看，也显现中国农业生产中工业投入不合理，中国生产了世界 20% 的粮食但施用了 32% 的化肥和近40%的农药。数十年的工业集约化生产耕作，尤其是为了实现当年的高产过度施用工业投入品，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的自然再生产基础。
中国土壤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除大量化肥和农药的残留物之外，还有工业金属污染的问题。据估算，目前农业中被污染的耕地已占总耕地面积达到25-30%。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消费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最终危害人体健康。根据各个污染区的不同情形，稻米等粮食中超标的有害重金属不只是镉，还可能包括铅、砷、汞、铜、锌等。除了稻米，其他农作物同样有可能受到重金属超标的影响。结果，不仅工业投入边际生产率下降引导的日益增加的投入需求，土地不再生产食品而是危害生命和健康的“毒品”。新近发生的的大米样镉含量超标的“镉大米”事件，就是的目前中国农业自然生态和集约生产方式不可持续的警号。
农业生产的工业投入对水源和环境的污染也很严重。近年中国农业用水量已达4000亿方，其中灌溉用水量占90%，由于工业投入的过度施用，造成了大面积的水污染。同时，工业化农业对农村环境的污染也愈益严重，比如，据广东省政协的调研，广东农村环境面临生产污染、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三大污染困扰，农村环境污染导致珠三角多地蔬菜重金属超标率达10%-20%。
然而，为了实现高产出，农业生产中化学投入到施用量的上升趋势依旧，这对于本已脆弱的农业自然再生产基础无疑于雪上添霜，同时加剧农业生产食品向生产“毒品”的转化过程。
中国可持续粮食安全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房地产向粮食生产直接争夺土地，摧毁粮食生产的自然基础。
城市化会占用耕地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但近年中国日益火爆的房地产，在相当程度上映射出的却是土地财政和房产金融化促成了对土地的过度需求。1978年中国人均住房面积仅6.7平方米，2012年增加到40平米，在30多年中，新的住房建筑面积净增433亿平方米，按容积率为2算，3600多万亩土地被用于新的住房建筑，这还不包括商业房产。如果按照近年的年均新增住宅面积7亿平方米的规模，每年将有600万亩土地将被征用。
在人均仅1.38亩耕地的国家，人均住房面积超过40平米已经是一种很大的奢侈，但中国的房产依然增速不减，高房价和亿万家庭“蜗居”被误读为“刚需”。中国房地产的兴旺主要原因是卖地成为政府暴富的途径，房产成为只涨不跌，回报最高的金融产品，结果推高了房价，“误报”了需求。在“买房可以致富”的当下，很少人可能会因为遥远的，后代的粮食安全危机而同金钱为敌。
由于高房价，造房比种地带来更高的金钱效益。一亩地种粮食净收入一年不过1000元，但1200平方米的房产(假设容积率为1.8)，在每平米5000元的价格时，却可获得600万元。在金钱的诱惑之下，粮食生产面对房产争夺土地，注定无招架之力。土地，粮食生产的基础，不断的被房地产蚕食。什么“耕地红线”，不过是纸编的篱笆。尤其是在所谓“刚需”的借口下，不断驱赶蚕食粮食生产的基础，用耕地种植水泥然后换成可能变成废物的纸币，危及子孙万代的粮食安全。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巨量进口食品不可持续。与中国农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十连增”相伴的，是中国粮食和农产品贸易的历史性移位和进口的“暴增”。在2003年前的10年，中国年均净出口谷物(玉米，大米等)870万吨，在2004年瞬间落为谷物净进口国后，成为全球最具爆发力的进口国。2012年，中国农业净进口额(农业贸易赤字)创下历史最高纪录：1125亿美元，谷物1400万吨，大豆5800万吨，食用油850万吨，棉花510万吨，肉类200万吨，食糖370 万吨，干鲜果品330万吨。按世界平均产量为基础估算，生产这些农产品至少需要4000万公顷的土地，约为目前中国农业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按照目前的趋势，在2020年，中国玉米进口将达2000万吨，大米2000万吨，小麦1500万吨，大豆8500万吨，其他油料600万吨，棉花500万吨，食糖500万吨，肉类600万吨，蔬菜果品600万吨，生产这些农产品将至少需要8000万公顷土地。在未来几十年中世界粮食安全都面临自顾不暇的危机，这样的巨量进口绝对不可能满足。
据联合国的人口模型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2亿，比目前70亿净增22亿。目前，世界粮食总产量将近28亿吨，人均拥有400公斤。考虑到目前世界尚有10亿人面对饥饿和营养不良， 2050年世界粮食生产至少需要在现有产量的基础上增加20亿吨粮食，即要在现有的产量上增加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