枸杞活得一点儿都不金贵
耐干旱、耐瘠薄、耐盐碱，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都强。“枸杞是一个好活好养的东西。”谢施祎说，“春天种下去苗，当年就有收成，只是收成一般，通常是过两年之后，进入高产期。”
听起来，枸杞天生天养，种植周期短见效快，活得一点都不金贵，所以也造成了一个问题，“一般间隔六七年就有一个低谷期，例如说这两年枸杞卖得好，大家都 种上了枸杞，过几年之后市场饱和，价格下来了，农民觉得不值，就拔了枸杞苗种上粮食。价格涨上来了，然后又一波大规模种植枸杞。”
这样的情况在中宁枸杞种植历史上屡见不鲜，价值规律一直在发挥调节作用。另一方面，也因为枸杞新陈代谢快，又生生不息，所以尽管中宁种植枸杞有几百年历史，但建设枸杞博物馆，要在全县找到一棵上年头的枸杞树都没有。
在八九月，中宁枸杞果色橙红，果身开始变软，果蒂开始疏松，这个时候最适合采摘。盛果期每6-7天采摘一次，过早或者过迟采摘都会影响质量，“如果是青海、新疆那边的枸杞，光照更多，气候干旱，采摘的周期可以稍长”。
每年气候不同，采摘季有时候会有前后挪移，例如如果天气暖和，夏果采摘期较往年提前半个月左右的话，一般有利于秋果枝条和果实的发育；往年秋果常会受到 早霜的冻害，造成减产，如果秋果提前采摘，受霜冻影响的可能性减小，秋果就会增产。谢施祎说：“其他产区往年都有秋果，产量占20%-30%，但采摘期比 中宁晚20天，产量小，费工费时，很少有人采摘，但在高价位时也会颗粒归仓。”
枸杞如同红玛瑙一样在枝头颤动，采摘是产业链中耗费人力 成本最多的一环。“枸杞采摘的时候，也正是麦收的时候，人力紧张，有时候采摘一公斤得一块五、两块钱，这样都找不到人干活。”在附近的固原县，农民没有采 摘秋果的习惯，所以在夏果采摘结束后就不再给枸杞树施肥打药了，当时虽然枸杞树上已有了枸杞，但一是没施肥的枸杞结果很稀少，二是没有打药容易被病虫吃 坏。另外本地当时正是葵花收割时期，大量的劳力全去收割葵花了，所以就是有枸杞长得好的也无人采摘。
晒场一般设在向阳的空地上。晾晒工具称为果栈，两个木框夹片苇席或者竹帘，两头支高。采收的鲜果均匀摊在果栈上，遇上阴天，移动或者拍打果栈底部防止发霉。正常情况下，一般晾晒10天左右就成为干果。
枸杞从中宁辐射流通出去
从中宁辐射开去，甘肃、青海、新疆现在都有大片的枸杞种植，“在中宁，县城周边已经没有地了，枸杞种植增加较多的地区有宁夏固原、平罗、惠农，甘肃景 泰、靖远，内蒙古巴彦淖尔，青海格尔木。青海那边百分之八十种枸杞的，都是中宁人。”这也就是谢施祎所说的“手头紧的小夫妻去柴达木盆地包几十亩地种枸 杞，过几年手头就宽裕了”，“人家那里的地便宜，而且含钾多，就不用施钾肥。但相对来说碱性比较大。”
宁夏是枸杞的故乡，这些年政府也鼓励枸杞种植，在适种地区快速发展，固原、惠农又成为两个大产区。相应地，枸杞苗圃也成为一个衍生产业，“青海、甘肃的枸杞苗子全都是中宁过去的，专家也都是中宁人。”
枸杞也被现代消费概念包裹演绎，野生黑枸杞，黑色花椒大小的枸杞，在过去几年成为被炒热的原生态概念，卖到过上千元一斤，中宁人认为“那都是送礼用 的”，谢施祎认为“其实没有那么玄乎，和普通枸杞的营养价值差不多”。在中宁，我们还看到了反季节枸杞，大棚培育，据说去年鲜果枸杞在上海卖到了1200 元一斤，中宁人估计今年价格应该不如去年。
流通中才能够体现价值，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个队都有枸杞园，交枸杞相当于交公粮。有张佐汉这 样的技术能手，也有脑子活络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谢施祎说起来自己有个表哥70年代末在生产队当队长，因为精细化管理，当年交完公后，多收了几百斤枸 杞，他自己把富余的运到外地卖了，买了十多匹马回来给村里壮大耕作运输实力，结果被判了十三年，被认为是“投机倒把”。
还有最早将中宁 枸杞卖到广州及东南亚等地的枸杞大王周金科，他的名字现在也成了中宁枸杞的一个品牌，并衍生出深加工产品，例如枸杞酒、枸杞蜂蜜等。作为时代的弄潮儿，他 也曾在1980年因“投机倒把”被判有期徒刑4年，当时成为宁夏“姓资姓社”争论中的一次标志性事件。
一年后，国家首次提出“一定范围 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周金科得以平反，并很快被奉为“能人”。9年后，他荣誉加身，还作为宁夏参加新中国成立40周年大庆的代 表，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今天，这位七旬多的老人依然健朗，为人谦和低调，看起来就是个普通西北老汉，对往事不愿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