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工商资本当然很清楚进入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的风险，但工商资本之所以愿意进入，一是有非粮化甚至非农化的打算，二是希望借此获得国家支农资源的支持。从我们调研情况来看，全国工商资本进入种植业，普遍可以获得各种政府支持的项目甚至财政现金投入。成都市规定，凡是流入耕地超过1000亩的，地方财政每亩补400元，规模越大，补得越多。这在全国都有普遍性。国家的各种支农项目都异乎寻常地密集进入工商资本所经营农业中。
工商资本下乡获得资源的能力，首先来自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风险与脆弱性。从调研所获情况来看，工商资本种田，几乎年年季季受灾，因此尤其呼吁农业保险，而农民种田，受灾几率要小很多。原因是农户是种自己的田，可以灵活使用劳动力。工商资本雇工经营，很难有效应对自然风险。国家过去几乎没有农业保险，现在工商资本种田，农业保险支出迅速飙升。
工商资本为了降低风险，就既有动力又有能力向地方政府请求支持，从而将远远超过平均水平的农业支持资源流入到工商资本。进而，工商资本借种田而与地方政府官员形成了利益输送与利益结盟，这样一种资本与权力的结盟，会极大地影响自上而下农业资源的使用，并几乎必然会导致权力腐败。全国工商资本下乡，都几乎得到了与其贡献完全不相称的资源投入。这不是偶然的。
五
当地方支农资源主要服务于工商资本下乡，服务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时，2亿多户小农所急需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可能就得不到有效维护，从而导致严重问题。
当前农户在农业生产领域主要有两种人群，一是缺少进城就业机会的中老年人，一是因为各种原因难以离开农村的中青年人。老年人从事农业种植，采用新技术的能力比较差，但种田认真，可谓精耕细作，因此粮食亩产都很高。无法离开农村的中青年人可以通过流入进城务工邻里亲友的土地，形成适度规模经营，这种流入土地的租金一般都很低，有适度规模经营，他们就可以获得较多农业收入，甚至有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这种经济收入主要在村庄、社会关系也在村庄的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就成为农村社会的“中坚农民”，这部分“中坚农民”对新技术敏感，又精耕细作，其粮食亩产同样很高。正是老人农业+中农，使中国用占世界8%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20%的人口。此外，在大量农村中青年人进城务工经商的情况下面，农村留守老弱病残加上“中坚农民”，就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社会结构。正是这一结构，使当前中国农村仍然保持有良好的秩序，包括生产秩序。
相对来讲，资本种田，雇工经营，必是粗放经营，其粮食亩产远低于小农，若全国都由资本来种粮，占世界8%的中国耕地肯定是无法养活占世界20%的中国人口的。而若由资本来种田，在资本种田土地上留守的农村老弱病残是不可能与资本形成稳定结构的。我们调研发现，凡是资本下乡搞规模经营，都容易与留守农村老弱病残发生冲突。外来资本与留守老弱病残不仅仅是缺乏有机联系，而且必然相互不信任，甚至利益直接对立。中国目前仍然留村的7亿农村人口进城必是一个缓慢过程，资本下乡，排斥农民，又与农村留守老弱病残无法共容，就造成农村社会的严重不稳定局面。
六
因为工商资本下乡务农风险很大，国家支农的财政资源势必要服务于工商资本的需要。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规模越大，对自上而下支农资源的需求越大。在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口号下面，国家也有扶持资本下乡务农的积极性。这样一来，就可以形成一套以为资本下乡提供服务的资源下乡配置体系。时间既久，这样的资源下乡体系逐渐适应了资本的需求，却又进一步瓦解了之前仍然为小农提供的虽然不够健全完善但至少还有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如此结果就是，之前是有极强粮食生产能力并可以保证农村社会秩序再生产的小农体系难以维持，而在国家费极大力气推动发展的资本下乡农业，却不仅无法保证粮食安全，而且无法保证农村基本秩序的再生产。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可谓双双失败，农民问题就将成为难以克服的问题。
七
有一种良好愿望，就是资本下乡，农民进城。前面已讲资本下乡的弊病，问题还在于农民进城很难。
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城市不可能为所有进城农民提供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若农民都进城又不再能返乡，中国就必然出现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大规模城市贫民窟，就势必会造成城市社会失序甚至政治动荡。
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发生经济、金融、社会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以农村可以有效吸纳失业农民工而波澜不惊。若进城农民不再可以回到农村，中国现代化就失去了农村这个稳定器与蓄水池，一旦城市出现危机，这样的危机就很快成为全局问题，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动荡也并非不可能。
这个意义上，在当前乃至很长一个时期，让数量庞大的农民仍然可以在农村从事农业，让进城失败农民可以返乡，应是一个基本国策。
也是因此，限制而非鼓励工商资本下乡务农，应是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个时期的基本国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