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集体经济，农民的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充裕的自由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的吃喝穿戴、生产工具和各种生产活动，基本上是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农忙时节经常会出现一些“雇工现象”，张三家会雇一些人摘辣椒，李四家会雇一些人收花椒；干了活就要给工钱，有的是按天给，有的是论斤两。这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是一种“阶级剥削”的雇佣劳动，现在是你情我愿，十分普遍，无人说是谁剥削谁，谁压迫谁。
虽然整个农村的集体经济消失了，似乎出现了“断档”，但是仔细一考察，原来国家是“藏富于民”，是“小河有水大河满”。农村至少有一半家庭的私有财产（包括农产品、农具、房产等），比过去一个生产队的集体财产还要多。现在如果搞土改划成分，可能要划一半的“地主富农”。他们只知有个体经营，只知有私人财产，而不知道什么是“集体化”“集体经济”，这种在几十年前天天宣传的最“革命”的概念早已在脑海里无影无踪了。
有人说，现在农村不是有集体化搞得好的典型吗？华西村、南街村、刘庄村不是一直走集体化道路，实现了共同富裕，成了社会主义的先进典型了吗？
不错，这几个村是闻名全国的集体化先进典型。但是我们不能忘了人家的基础条件。这些大队（村）在包产到户之前，由于干部水平高，群众素质高，集体经济发达，集体化、工业化、机械化程度较高，群众早已不是小农经济生产状况，包产到户对他们已经毫无意义。发展到现在，他们已经根本不是实行计划经济、统购统销的人民公社生产队集体化了，而是实行市场经济和股份制、自由竞争、利润挂帅的现代企业集团。如果把这些现代化企业集团的成功，当作人民公社集体化的典型经验，是完全违背事实的；如果硬要推广这些经验，让全国各地都走华西村南街村的“集体化”道路，必然给中国带来灾难！（南街村依靠政治噱头搞来大量银行贷款，200年也还不清，更是任何单位也无法复制的）。
春节到农村行人情，一群老乡围着饭桌用餐，大家谈起包产到户的好处时眉飞色舞，忽然一位曾经当过大队干部的老乡说道：人民公社集体化难道搞不好吗？你看人家南街村，地就没有分，一直是集体化，村民的吃住、上学、看病全部免费，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谁说集体化搞不好？
我站起来说道：好好好，我们都还跟着你走集体化，都把土地交给你，我们选你当大队支书，还成立人民公社生产队，还是大呼隆干活，干上三年，你把我们的吃饭、住房、看病全包起来，行不行？要是办不到，怎么办……
“我把地也交给你！”“我把地也交给你！”一群老乡一起叫了起来。这位鼓吹集体化的老乡顿时一脸尴尬，仓皇离去。
总之，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以后，绝大多数地方已经没有了集体经济，更没用所谓“集体化”了。在辽阔农村放眼望去，到处是个体经济、私有经济的汪洋大海。在1980年代，我们的政治家理论家为了堵住各种质疑，好心地将分田单干后的个体经济说成是“集体经济”“集体化”的组成部分，甚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的发展创造”，这都可以理解。但是这种说法后来便产生了副作用。
一些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随意化了。过去搞人民公社集体化，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搞土地承包、个体经营，也是马克思主义。凡是失败的，就是资本主义作祟；凡是成功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领先。马克思主义真的可以如此随意解释，黑的白的都能对上号吗？
马克思对集体化是有明确定义的，他创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基本上就是集体化的代名词。而与之相对立的个体化、私有制，是马克思极力主张要消除和消灭的。他说：
“小农经济必然灭亡。”
“大规模合作社生产是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
“把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的话，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为多余的，劳动力的这种节省是大规模经营的主要优点。”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集体化、合作化的定义，斯大林和毛泽东就是依据马克思的这种定义，大力推行集体农庄和人民公社，竭力消灭小农经济和私有财产的，结果给人们带来贫穷。可是现在你到农村走一走，看一看，社会主义的集体化在哪儿呢？马克思主义的合作化在哪儿呢？
没有了“集体经济”，没有了“合作化”，农民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了，生活过得滋润了，开始奔向小康了，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