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陈锡文：土地流转要避免行政手段强推
中国农村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土地流转改革试点如何进行？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政协农业界别小组讨论会后接受了北京青年报的采访。
北青报：请问您中国发展现代化农业，是否允许工商资本进入？大力发展“公司化”经营？
陈锡文（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这是个很深的问题，在理论界也有很多争论。 2014年，中央发文件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到农村去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农业。这也是说，有些农业项目适合公司化经营，但并不见得所有的农业都适合。
生产粮棉油的“大田”，从全世界放眼看去，有多少是公司化经营的？有多少是家庭经营的？事实是美国、澳洲、南美洲等地农田面积规模很大，但还是家庭为单位经营的占多数。
公司有CEO、财务等管理层，都是不参与种地；被雇佣的农民种出来的地不是自己的，积极性和责任心都不强。家庭的好处是它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谁偷懒他爹可以揍他的”。说句玩笑话：“如果公司化能搞好‘大田’种植，‘人民公社’就不用取消了”。
北青报：我国为什么学不了美国的模式，大刀阔斧地把土地集中起来搞机械化生产呢？
陈锡文：以我国现在国力和科技水平，全部把农村拆光，不考虑农户的出路，建设大农场，生产效率一点不比美国差。如果去东北黑龙江去看现代化的大农场，生产水平、技术水平都不比发达国家逊色。问题在于中国的“三农”问题，有独特的国情，改革必须不能急。
非要我国去学习他们，学得了吗？这么多农民上哪去啊？找到出路是求之不得。美国只有200万农户，中国有2.3亿农户。
统计资料显示，农村还有6亿多人，承包给2.3亿个农村家庭，一户人家9亩地都没有。要想达到100亩的规模，就需要10个家庭中9个流转土地，减少90%的农民。
这些多余的农民出路在哪里？提高效率、扩大规模，人的出路是什么？需要依靠城镇化的过程中被逐步吸纳走。
北青报：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有什么是需特别注意的吗？
陈锡文：在开展土地流转过程中要避免随便瓜分，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当前已明确提出，农村耕地要实现三权分置的方式，在明确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和稳定农户的土地承包权的基础上，要让土地的经营权能够搞得更活，能够流转。这个制度下，农民可以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
如果拔苗助长，反而会生出你不想要的那个结果。去年外出就业农民工总量将近1.6亿人，占整个农村劳动力30%左右。与土地流转面积基本吻合。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在相应的法律保护和政策下，在农民自己做选择的基础上，一定会逐步扩大土地流转，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声音
大兴农民代表冯乐平：
农民能否以土地入股获分红
本报讯（记者李天际）大兴等全国33个县市区拟试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将入市的话题近日被代表所热议。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北京大兴区庞各庄的农民代表冯乐平认为，农村土地资源盘活可以更好地使农民将土地资源变为土地资本。
虽然冯乐平所在的西瓜甜瓜合作社目前种植的土地性质为农田，并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积极信号还是让冯乐平感到前景乐观，“大兴区是北京唯一获批的试点区县，肯定会有示范和带动效果。”她说。
近年来，通过全面确权颁证，农村的集体耕地、林地、宅基地、其他集体土地及资产的产权逐渐明晰。但冯乐平也注意到，很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盖起小仓库、小作坊，这些低端产业并没有创造价值，农民守着土地却不能致富。
“如果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农民除了耕种的收入外，是不是也可以以土地入股，获得土地的分红收益，增加收入和就业的机会，以此保障农民的利益。”她认为，农村土地资源盘活可以更好地使土地资源变为土地资本，最终受益的还是农民。
当然，在农地入市的改革探索中，冯乐平建议政府充分考虑到农村的各种配套措施，入市的农地要符合规划，明确用途和依法取得的条件，并加强群众对农地入市的监督。“总之，农地入市的步子不能太大，也不能过小。”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