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其实都或多或少嵌入于习惯与传统当中。其实“仁义礼智信”这些价值观以及“温良恭俭让”这些行为规范，在任何文明体中都可以发现，只是存在程度不同，表现形式也可能不同。而在我国，反而是在农民当中更能发现这些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这并不奇怪，因为我国的多数村庄虽然已经脱离了封闭的传统村庄的范畴，介于半封闭社群与开放社群之间，但农民比城里人更为嵌入于传统。试图回到过去很难，很多现代化派人士可能也不屑于回归传统。社会学家将我国农村发生的这种现象称为传统的“断裂”。这种“断裂”差不多发端于阎锡山于民国之初在山西大搞“村本政治”，从那时起，权力开始直接介入村治，其后一发不可收拾。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重视对农村的外部正式制度供给，所谓“破四旧”、“文革”、村级民主，其实都属于此类，其结果就是传统的“断裂”。社会学家陆学艺警告中国可能走向“社会结构的断裂”。著名人类学家、耶鲁大学教授萧凤霞女士曾经说过，很多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村庄已经消失，而且一旦消失，就难以复原。不过，部分传统已经内化在农民的言行中，世代相袭，父母言传身教，必然在子女身上留下一些烙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将传统和文明视为一种自发秩序，属于“人的行动而非人为设计的产物”，是一种演化秩序。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它是“理性不及”（non-rational）的，不服务于单个人的特定目的，不是由单个人的理性所创制，不为单个人所完全把握、影响或者操纵。它是很多人互动的结果，又为很多人接受，体现在很多人的行为当中。这种高频度行为所体现的特征，又被瑞典社会学家伯恩斯称为“文化”。这种文化或者传统里面，有着大量的自然法和习惯法因素，也难免有着一些与个人自由不兼容的成分。在古代的“礼”中，就包含了大量的自然法和习惯法因素。孔子在2500多年前“述而不作”，其弟子将其言行编入《论语》，其中大量内容属于孔子对当时存在的自然法和习惯法规范的提炼和总结，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国的农民比起城里人更加嵌入于这种“理性不及”的传统与文化当中。中国文化区分大传统和小传统，其中儒家文化属于大传统，而民间信仰或者农民的日常生活文化被称为小传统。比如很多农民会祭拜财神爷，在农闲时节或节日期间往往打麻将，这种财神文化和麻将文化均属于小传统。儒家的某些传统对经济发展有利，比如反对官员经商，重视教育。但是，如果要说中国农民旺盛的企业家精神从何而来，则需要更多归因到上述小传统。生活条件的恶劣与生活压力较大，助长了这种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和发挥。温州是典型的人多地少、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当地农民在古时候就需要依赖海洋和经商生存。那里在宋朝时居然出现功利主义色彩浓重的永嘉学派。在改革开放之前，温州农民就闹过分田到户。改革开放之后，温州的商业文化迸发出力量，在发展实业方面找到了着力点。
（四）
很多学者往往喜欢从自己的角度去忖度农民的心态与行为，纠结于农民是否属于“理性农民”这一问题。其实，农民的经济行为一般都是有成本收益计算的，这就是说，农民是理性的。经济学家喜欢讲“理性人”模型，假设人是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者。但这只是假说，用在现实世界，只要一个人能够有意识地尽量经济地选择和投入手段去追求自己的目的，就是理性的。比如，浙东农民到虾塘打小工帮助抓虾，打工一个长潮约8小时，收入大概240元；一个短潮约4小时，收入大概120元。低于这一水平，则不接受这份短工。但是，近邻亲友之间也相互帮助对方抓虾，不计报酬，只提供一包烟，管一顿饭。很明显，农民与其他阶层一样，精于讨价还价。青年农民工出外打工，更是基于计算，虽则是一种对预期成本收益的毛估，不保证出外必然会挣到钱，但仍属理性计算。理性计算不能保证不犯错，只说明其有预期成本收益的计算，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现在沿海地区的工厂往往找不到足够的外来农民工，这也是农民工们理性计算的结果。随着中西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改善，农民种粮直补的增加，本地工商业的发展，以及本地就业机会增加，外出打工的吸引力在减小。一些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被称为第二代农民工，一方面不愿意像父辈一样辛勤劳动，另一方面享受不到与本地人子女一样的舒适生活和平等待遇，对城市社会充满怨恨。可以说，沿海地区大中小城市不为长期在本地工作的外地农民工及其子女解决户籍问题，这本身已经成为其非理性的表现。
我国农民生活有着很大的礼仪经济和面子经济成分。婚丧嫁娶支出和人情费支出已经成为他们的巨大负担，他们为习俗和礼仪付出了巨大代价。因此，介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农民，其家计经常处于尴尬的处境。浙东地区的一些村庄里，婚丧嫁娶都需要花费巨额资金，很多农民家庭为此负债，有些甚至为了婚礼借入“高利贷”。男方娶媳妇，一般需要造好新房子，或者在镇里买新居，然后要用红缎被包着10万～20万元送到女方家。女方可以留下，也可以悄悄退回男方。留下者一般在嫁女时提供加倍的陪嫁，甚至包括一辆10万多元的小汽车。来喝喜酒的亲友一般要带人情费，人均800～1000元。丧事方面的铺张也很惊人，比如出丧之前，亲朋好友和邻居们每日都来相聚，需要安排麻将桌、烟酒和用餐，费用很大。而且请乐队吹打，请道士做法事，均需要花费。对于所有参与者而言，这一礼仪很重要：大家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规矩做事，均会比较从容，否则会感到不知所措。虽然婚丧嫁娶均可收入一笔可观的人情费，但这方面的花费仍然是实实在在的负担，因为收入的人情费其实是需要分头归还的。如果别人家婚丧嫁娶，或者造房生子，也需要跟进人情支出。对于一位来自外部的不偏不倚的旁观者而言，村民的生活就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笔者曾经调查过很多农户，村民们一般认为这确实是负担，但又是情愿的，没别的办法，必须跟进，否则不合礼仪，丢失面子。
农民之间存在大量的民间借贷行为。民间借贷分为无息和有息两种。多数农民是讲信用的。如果他们欠了你的钱，可能会拖欠，但一般不会否认欠了这笔债。传统上的父债子还这种家庭无限责任仍然有效。
最后需要关注农民的消费习惯和文化娱乐生活。很多农民存在不良的消费习惯，其文化娱乐生活也比较单一和贫乏。在一些沿海农村地区，青年农民习惯于抽高规格的香烟，比如中华牌，而且当地的礼俗是见面递烟。在娱乐方面，像电影和戏剧节目，每年一般是在节日或婚礼时组织观看，更多的时候是无所事事，到处摆麻将桌。据说一些沿海农村地区现在正盛行六合彩，流动赌博窝点仍然存在。
总而言之，现代中国农民所展示的积极和消极两面形象，与其他阶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反倒是农民阶层更凸显其朴实和诚信的一面。在农民生活中，在保持其积极因素的同时，如何消除其消极因素，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最近笔者看到，全国各地越来越重视乡贤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比如佛山市三水区很多村庄设立了家乡建设委员会、乡贤慈善会，鼓励乡贤参与村庄建设。这应该是个好的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