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批批“新农人”回农村的路，到底哪儿被堵了？
“我来自农村，我也想回去，发挥自己的能力，做点实事。可我们能做什么呢？农村没有工作提供给我们啊。”吴紫雁说，自己和室友聊过工作，畜牧养殖虽然辛苦，但大家还是“很愿意从事本职工作”，可是，“除了去养殖场，我们想不到还能去哪儿”。
村官“往外跑”涉农学生越变越少
“新农人”却难回村，这让蒋春茂忧心起涉农专业学生的就业与招生。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近年来农业类专业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不少学校招生都成了难题。“学农本就比很多专业都辛苦，若是还没有一个好的前景，未来学校该拿什么去吸引这些准新型职业农民？”
事实上，如今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为应届毕业生开设的招聘会，入场企业都要求注册资金不少于500万元，提供给学生的工作月收入不能低于3000元，受过专业训练的毕业生就业的情况自然不差，但回农村这个“更大的舞台”，却变得“越来越难”。
这就像一个“围城”。一方面是农业专业专科生回不去农村，另一方面，回到农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却想着离开，频频“往外跑”。
蒋春茂注意到，很多学习小语种、工科专业的学生都选择成为大学生村官，“在基层工作确实能给他们很多锻炼，但是他们的专业知识却很难派上用场，而且大多任期一满，就选择离开，考取城里的公务员等”。他甚至听说，曾有学导弹专业的学生回农村当了大学生村官，“术业有专攻，他们去了也得从头学起，怎么快速带领村民转型新型农民，发展新农业呢？”
类似的感受，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吉文林也有。这位涉农专家曾给一个大学生村官培训班授课，一堂课后，他问这些刚刚当上村官的年轻人，“你们未来的想法是怎样的？想离开农村的请举手”。
结果，接近100人的班级有差不多90个人都举了手，“他们都没定下心来啊。”吉文林叹了口气说，有村干部曾告诉他，村里来了一批批大学生村官，都是“最初有那么一股劲儿”，没多久，“要么就忙着考研，要么就忙着考公务员”。到最后，往往是“刚刚适应农村的工作，就要走了”。这样不停的折腾，“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农村和村民”。
更为重要的是，“比起‘飞鸽牌’大学生村官，农村更需要‘永久牌’大学生村官”。吉文林认为，一些大学生村官其实并不适合在农村发展，也没有做好扎根农村的准备。
在他看来，农村年轻人外流，剩下的全是儿童、妇女和老人。农村没有致富手段，农业发展陷入瓶颈，若是长久得不到解决，种地养殖的人越来越少，未来，“谁来种地”这一问题将格外凸显。
“农村更需要踏踏实实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大学生村官。”吉文林有一个设想，这些大学生村官，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带领农民一起发展新农业，转型“新农人”。
大学生村官政策能否给涉农专业高职生机会
吉文林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大学生村官的指标中，只有极少数省份将专科生也纳入符合报名条件的人选。他呼吁，“制度可以进行适度调整，允许涉农专业的专科生也报考大学生村官”。
“农村呼唤更多‘永久牌’大学生村官。哪怕只有10%～20%的比例，也是对涉农专业高职学生就业的一个很好的引导。”吉文林表示，如果能给予一定的名额，那么学生会更主动接受“理论+实践”的培养模式，也能踏踏实实沿着这条路努力，而这，也与职业农民和青年农场主的发展计划一致，对将来农村发展和家庭农场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此外，“这也能很好地促进农业职业类院校的发展”。吉文林认为，近年来，农业职业类院校数量和涉农专业学生人数的减少都影响了三农发展，不仅面临着“招生困难”的困局，更直面就业去向不够理想的局面。“连续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农业，支持农业发展。如果能把涉农专业高职毕业生通向大学生村官的道路打通，一定会形成良性循环”。
他甚至有了更远的设想，比如在学院办起村官班，在配合专业农业技术授课的同时，邀请多位村官和大学生村官前来授课，全面培养学生，让毕业的学生能无缝对接农村事务。
“其实农村的孩子之所以往外走，还是因为呆在家里没什么发展机会。如果能回去做一番事业，带着全村一起致富，当年的小伙伴们一定都会回来的。毕竟，在家门口就能赚钱，何乐而不为呢？”尽管还有1年才毕业，祁建丞也有了清晰的打算，他要先去大型养殖场学习更专业的技术和经验，等到自己“成熟了”，就回到农村创业去。
只是，他期待着，村里能给他一个更大的平台，让他能领着全村人，“一起致富，一起过上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