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利县地处江汉平原腹地，素有“鱼米之乡”和“中国水稻第一县”的美誉。但在新千年之初，由于旧体制弊端的积累，农业走入了困境，农村发展艰难，农民负担过重，干群关系紧张，成为“三农”问题的重灾区。
2003年前后，时任省委书记的俞正声同志，把监利县作为工作联系点，以此试点推动全省农村税费改革。其间，他八下监利，每次都是轻车简从，“一竿子插到底”，走村串户，体察民愿，倾听民声，寻找破解体制障碍的良方，探求解决现实困难的路径，曾留下“省委书记查学费”、“村头揭穿假现场”、“乡镇食堂交饭钱”等故事，为革除官场流弊和行政痼疾倾注了心血，体现了共产党人求真务实的作风，强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税费改革，湖北农村在全国提前一年减免了农业税。
十年来，监利县沐浴在中央惠民政策的春风里，在省委、省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和支持下，监利农业农村农民发生了重大深刻的变化。
十年后，调研组走进监利，用了近半年的时间调查研究，形成了这份调查报告（原报告近3万字，本报刊发时有删节）。报告通过农业大县的监利之变，立足监利对全省“三农”进行深入思考，总结了当前湖北“三农”的大好形势，研究了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新思考，旨在深化对“三农”的认识，形成社会合力，促进湖北农业强省建设，加快实现荆楚广大农村“强、富、美”的目标。
一、农业大县的监利之变
一是农民走向富裕。2000年左右，监利农民收入低、生活无保障，一度成为“农民真穷”的典型。历经十年多发展，当目光再次聚焦监利，监利农民的状况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3年，监利县农民人均收入2400元；到2014年，监利县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2308元，增长了4倍。现在的监利农民，生产条件大幅改善，收入水平大幅提升，生活方式显著改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正以崭新的姿态追寻着属于他们的“中国梦”。
二是农业提质增效。税费改革以来，监利农业披荆斩棘，克难奋进，成为全国水稻第一县，是全国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国家首批现代农业示范区。2014年，监利县农业产值155.8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达到1.35∶1，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税费改革前的2002年，“农业真危险”是监利农业的代名词，农业产值仅35.6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则为0.63∶1。
十年来，通过机械化作业、标准化生产、社会化服务、科技化支撑、品牌化引领，监利县现代农业蓬勃发展。在水产业、畜禽业快速发展，林业全面提升的同时，监利县粮食产业由“包袱”变成“财富”，2003年监利县粮食总产65.1万吨，2014年达到143.6万吨，增长128%，总产量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最高水平。水稻商品率平均值达到85%，蔬菜商品率平均值达到96%，水产品商品率平均值达到95%，畜禽商品率平均值达到98%。
十年来，通过不断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大农业产业化发展力度，积极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农业新产业不断发展。2014年，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378家，其中产值过10亿元3家，福娃集团达到98亿元、玉沙集团达到20亿元、福江集团达到14亿元。
农业问题，实质是农业生产问题，要保障农产品对社会的有效供给。因此，农业的发展始终要抓住农产品的增量、提质、增效，这是本质要求。监利县的农业发展，始终抓住了这一本质，这才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发展方向。
三是农村文明进步。从2004年起，在全省取消农业税，推行农村综合配套改革的引领下，监利县按照城乡统筹、四化同步的战略，坚持不懈地围绕壮工业、强农业、美城乡、富农民的四大目标，以“生活的提高、产业的发展”为主线，先后开展了以“六改五通”为重点的新农村建设和以“三边三化”为重点的美丽乡村建设。
10年间，监利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夯实；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提升；农村社会发展不断突破；农村生态环境有效改善。如今的监利，客运班车村村通，农村广播村村响，农家书屋村村有，电子商务下乡，广场舞蹈进村，农村和城市的边界已经越来越淡。
在监利县农村调研，我们已经找不到记忆中农业大县的旧模样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鄂南水乡，让我们感到兴奋。但是，尽管农村变化很大、很大，同城市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很大。农村老的问题在逐步有效解决，而在新形势下新的问题又在不断产生。解决农村问题永远在路上。
二、大变化背后的“四大成本”
我们要科学地总结成绩，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成绩后面的成本。重视研究发展成本，实际上是重视发展中的问题，实质上是明确发展方向，节约成本，保住老本，发展才是科学的、绿色的、可持续的。
从监利看全省，大变化后面也付出了巨大成本。
一是土地资源损害成本。首先是耕地数量在“锐减”。据统计，全国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需要土地287万亩，未来城镇化率如果增加到80%，需要土地8000万亩。小城镇的发展、工业园区的发展、交通水利的发展以及设施农业、旅游观光农业等现代农业的发展，项项都需要土地成本。柘木乡何李村村民李正树说：一栋栋的楼房建起来，好不气派！一大片、一大片的良田毁了，好不痛心！无论是监利、湖北、还是全国，土地资源减少，已经危及到子孙后代的饭碗。虽然国家有占补平衡的政策规定，但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近补远、占水田补旱地等情况普遍存在。“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要成为我们的警世之言。其次是耕地质量在“锐降”。由于土地越来越板结，产出率越来越低，农民便越来越多地加施化肥，形成恶性循环。监利县农业局长李家模说：“像这样用不了多少年，土地就产不出粮食，就会饿死我们。”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盛世警钟！是发展付出的成本代价。
二是生态环境污染成本。农村发展快了，环境污染也快了。可以这样说，城市的污染集中反映在天上，少见蓝天白云，多是雾霾天气；而农村的污染主要表现在地上，很多村庄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水的污染最严重，监利县地处江汉平原湖区，过去妇女们早晚在池塘边淘米洗衣，孩子们整个暑假都泡在小河湖港里。监利的农民说，现在都变了，湖、港、汊、渠都污染了。当前，国家安全饮水工程虽然基本解决了饮水问题，但不能解决水污染的问题。此外土地的污染也很严重，主要是化肥农药污染、农膜残留污染等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加上工业污染综合造成的。村庄环境卫生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主要来自人的生活污染和畜禽粪便污染。虽然我省开展了“万名干部进万村洁万家”活动，取得了很好成效，但要改变农村“生猪随地养、污水随手泼、垃圾随处倒”等不文明习惯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三是农村社会问题成本。首先是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主要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新统计，2015年上半年我省城市居民收入13752元，农村居民收入4965元，倍差2.77。其次贫富不均的问题。市场经济下的农民迅速分化成多个阶层，监利县千万富翁一大批，但也有很大一批贫困户，他们或因灾、因病、因疾而贫困，苦苦奔波。再则是空心村的问题。监利农村小楼房基本普及了，但新房多，空房也多，很多村落，“看不到炊烟袅袅，闻不到鸡鸣狗叫，农忙的农村静悄悄”，成了“空壳村”。其四社会风气问题。“挣钱”成了农村的主要价值取向，一切都为了钱。优秀农耕文化丢了，新的又取代不了。于是，沉渣泛起，封建迷信、抹牌赌博，大操大办等风行，严重地污染了农村的精神和文化生活。
四是家庭情感缺失成本。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有大批家庭人员留守，这就是农村“三留守”现象。据报载，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已超过6000万，留守妇女达4700万，留守老人约5000万，总数1.6亿人左右。“三留守”的问题有生产上的问题，老人妇女不能承受繁重的生产劳动，不能融入现代农业的发展；有生活上的问题，很多老人生活困难无人照料，很多妇女要照顾娘家婆家两个家庭，很多孩子没有大人照管；更大的问题是感情上的问题，老人想念儿女，妇女想念丈夫，孩子想念爸妈。今天的农民用他们辛勤的劳动推进了城镇化、工业化，而他们本身还付出了巨大的情感缺失成本。“三留守”还带来了长远的社会问题：留守孩子在爱的缺失中成长，他们的童年失去了欢乐，他们能否受到健全的家庭教育，能否成为今后社会的人才？
三、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四个基础”
站在历史的时空上看，“三农”既大又小。所谓大，是农业在国计民生所占分量大，农村范围大，农民基数大，农业贡献大；所谓小，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农业的发展空间在快速缩小，农业所占的国民经济的比例在减小，农民的数量在快速减小。如何看这些“小”？党中央非常明确地指出，“虽然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会下降、农村人口会减少，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不会改变，三农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不会改变。”我们在监利调研中体会中央的精神，认为：农业形势越好，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牢牢记住“四个基础”，决不动摇。
一是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供给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世界有句常言，谁掌握了粮食，就掌握了世界。我党执政以来，无论是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市场经济发展阶段，都非常重视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悠悠万事，吃饭为大。现在，有两种现象值得注意：山区、丘陵弃耕抛荒现象；工商资本下乡租赁土地出现的非粮化现象。无论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化”到了什么程度，都离不开这个重要的基础，都要牢牢把握这个“由地产出、比天还大”的事情。一方面要严防死守耕地红线，另一方面要加大国土整治力度，提高土地质量；一方面要兴修水利改善粮食生产条件，另一方面要提高科技贡献率和机械化水平；一方面要保护和调动农民和粮产区党委政府“两个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善于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一方面要生产优质粮满足需要，另一方面要生产安全粮让人们吃得放心。
二是保护土地、水资源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土地、水资源是农业发展之基，是农业发展的命根子，也是全社会的本钱。保护好这一“本钱”，既是为官之德、为官之责，也是为官的政绩。保护耕地和水资源，要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们出台了非常严格的土地保护法规，我省出台了“史上最严厉”的湖泊保护条例，关键是守法和执法，正如明朝改革家张居正所说的：“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更重要的还在于，发展思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方面要坚持“市场决定取舍”，另一方面还要坚持“绿色决定生死”，坚持走绿色发展和绿色繁荣之路。实践证明，唯有绿色发展才是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是保护农业生态、守住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根脉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源远流长、波澜壮阔、奔腾不息；又如泰山昆仑，巍峨雄伟、气吞云霄、傲视天下。水有源、树有根，农业文明，是现代文明之源流，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之根脉，我们要重视源流、保护根脉，而不能忘记文化的“发源地”、丢掉文明的“衣胞罐”。我们要清醒看到，农耕文化在慢慢地逝去。城镇化和工业化导致的“大拆大建”，让很多“城郊村、城中村、园中村”的乡亲们失去了“家乡”的记忆。我们一定要突出农村特征、特点和特色，保持秀美的田园风光、优秀的乡土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让城乡之间、乡村之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用一句歌名叫做“把根留住”，把农村生态文明、乡村文明的根留住，把农耕文明这个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根留住。
四是尊重农民、服务农民、富裕农民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农民永远是中国发展的坚强主力军，永远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坚实基础。现在，农民虽然温饱有余了，部分富裕了，农村虽然变化了，但绝不能估计过高，定政策、做计划绝不能忘了农民还是弱势群体，农民整体上还不富裕，还需要扶助。在调研中，我们听到有的干部说，现在农村好了，农民富了，也不需要我们管了。这种情绪会弱化服务农民的工作。也听到有的农民说，“在农村，乡镇干部一般不管事，懒管得，村干部涣散，更不管事”，这种不作为的现象要改变。李鸿忠书记要求，像对父母一样对待留守老人，像对儿女一样对待留守儿童，像对姐妹一样对待留守妇女，像对兄弟一样对待农民工，像对亲戚一样对待库区移民。我们的党员干部就要有这种情怀对待农民、服务农民。市县以下“三严三实”的教育成效如何，就要去问问农民有没有“获得感、认同感”。
四、把握当前三农“四期叠加”的新形势“三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面临着新形势、新情况，当前要特别把握好“四期叠加”的新形势：
一是农业生产主体进入到大转移的阵痛期。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而这一主体正处于大转移的阵痛期。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湖北省外出务工人员1000余万，占农村劳动力的40%左右；监利县外出务工农民35万，占农村劳动力的58%。农村劳动力大转移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化和城镇化，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增收，但也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受伤最重的是现代农业，最大的问题就是“谁来种田”。我们在监利走村串户调研，很多村子里看到的只有老人和小孩，种田的大都是六十岁左右的老人，有句话描述得很形象，“七个老人八颗牙，人人都是白头发”，很少看见村里有年轻人，“帅哥靓妹”更是“寥若晨星”。我们不能把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农村的重任压在六七十岁的老人身上，他们接受不了也承受不住，这就是“两难之痛”，这也不是一时半会能缓解的“痛”，但愿这个阵痛期不会太长。
二是农业发展方式进入到大调整的换挡期。我们说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其核心是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这个转变正处在由慢向快、由低向高的换挡时期。具体来看，很多方面都处在大调整时期：发展要求大调整。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赋予农业新的历史使命，整个社会对农业的要求有了新的变化，农民群众对农业也有新的期盼。发展主体大调整。一方面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进城，农业生产者的老龄化、妇女化趋势明显；另一方面，新的农业生产主体蓬勃生长，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合作社和涉农企业成为农业发展的生力军。生产方式大调整。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和“肩挑背扛”的繁重劳动中解脱出来，取而代之的是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化。经营方式大调整。过去搞计划经济，农民只管种，不管销，现在农业走向市场化经营，实行产供销一条龙经营。管理方式大调整。过去农民实行的是家庭式管理，现在新型经营主体全部实行企业化管理，制度健全，规范有序。所有这些调整，既不可能“一调就好”，也不可能“一二一”齐步走，这将是一个较长时间、有先有后不断前进的过程。
三是农业产业结构进入到大提升的攻坚期。农村要发展，产业是支撑；农业要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关键。新形势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更明、机遇更大、合力更强，但困难更多、成本更高、风险性更大。当前，面临着“上下两块板、内外两根线”的严峻挑战。主要农产品价格顶到了“天花板”，国际农产品价格显现出“封顶效应”；劳动力价格、土地流转费上涨，农业生产成本的“地板”刚性抬升。国家对农产品生产补贴逼近国际组织的约束“黄线”，而我们的资源环境已经越过了生存发展的“红线”。这就是产业结构提升的瓶颈和堡垒，产业要升级，成败在攻坚。从纵向看，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提升，正在爬坡阶段；从横向看，一产业向二三产业拓展，正在裂变阶段；从发展质量看，低效农业向高效农业转变，正在升级阶段；从发展形态看，农业产业的封闭正在走向开放，正在放活阶段；从发展方向看，粗放农业正在向高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和信息农业发展，处在脱胎换骨阶段。所以，要用攻坚精神，提升产业。
四是农业发展环境进入到大投入的还债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走的是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道路，有专家统计农民给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付出在8000亿元以上。农民兄弟把这个时期叫做“放债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科学判断我国总体上已经达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出台了一系列强农富农惠农政策。农民兄弟笑称这个时期是“还债期”。此外，过去大办农业，做了很多违背规律的事，如围湖造田，开荒种地，截弯取直等，纠正这些后患，改善农业发展环境，必须加大“还债”力度。要舍得向农业投入，这是关键点，是重中之重。
四期叠加的新形势，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要科学把握、科学决策、科学应对。
五、“四个大力推进”发展新形势下的农村农业
近几年来，湖北农村健康、持续发展，新态势、新动力已经涌现，需要因势利导，乘势而上，乘胜而进，向农业强省跨越。要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关于“任何时候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的讲话精神，大力推进四项工作：
一是大力推进农业新型主体培育。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出台了一系列有力有效的重大举措，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呈现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模式不断丰富、带动能力不断增加、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与农户利益联结不断增强的良好态势。通过调查，我们认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有“六个着力”：一要着力夯实基础工作，主要是稳定农村承包制，搞好农村土地的确权颁证工作。二要着力培育流转服务平台，健全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信息管理服务和土地纠纷仲裁等平台，更多复制和创新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模式。三要着力培育社会化服务主体，按照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竞争充分的原则，采取政府订购、定向委托、奖励补助、招投标等方式，加快社会化服务组织发育成长。四要着力培育农民新军，通过实施青年农民创业计划，实施“乡村海归”工程，打造农民企业家队伍、种田技术能手队伍、文化科技型农民队伍等职业农民。五要着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引导转方式、调结构；引导市场经营、品牌发展；引导让利于民，保障农民权益；引导规范发展、建章立制。六要着力培育政策扶持体系，根据新型主体发展需要给予扶持，抓住重点给予支持，解决主体发展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
二是大力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丰富完善，在农村改革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动一子而活全局的战略地位。其思路是“明晰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实现“产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利、利有其责”；其目标是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产权体系；其目的是增加农民收入、增加集体收入，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城乡一体化。当前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要做好“六件事”：一要明晰产权。没有明晰的产权，就没有明确的市场主体，就不可能产生市场交易。首先要做的是搞好农村集体和农民不动产权的登记确权颁证工作，要颁铁证。二要“三权分离”。要从法律法规上明确三权关系，即明确所有权，集体的；稳定承包权，农民的；放活经营权，新型市场主体的。三要培育主体。产权只有通过交易才能实现商品价值，只有充分的市场竞争才能产生更大收益，这就要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四要搭建平台。全省建立以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为龙头的统一的产权交易平台，采取有统有分的交易办法。五要扩大试点。拓展城中村、城郊村、园中村改革试点，加强股份制改造，实现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农民股东增收双赢。六要坚守底线。无论怎么改，不能把耕地减少了，不能把粮食减产了，不能把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让农民权益受损了。
三是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是破解农业、农村、农民工作难题的根本出路，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共同繁荣的根本途径，是战略之策。我省统筹城乡试点抓得比较早，积累了很多经验，我们要在高起点上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主要是做到“四个一体化”。一要做到城乡规划一体化。核心是有全域规划理念，要按照“五化同步”发展理念和人口流动的趋势，整体规划城乡布局，构建以城区为龙头、重点镇为龙骨、新社区和中心村为支架的城乡空间结构，让更多农民在县城、重点镇、新社区、中心村就地就近安居，实行低成本转移、高质量生活。二要实现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产业的融合是城乡融合的桥梁。以现代工业理念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以特色农业的发展促进二、三产业的升级，以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三次产业的融合，形成相互促进、城乡产业联动发展的格局。三要实现城乡基础设施连通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资源向农村倾斜，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加强交通建设和村庄整治，着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解决农民切身利益问题。公共服务向农村倾斜，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四要实现中小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同步化。城镇化发展要两轮驱动，一轮是大力发展中小城镇，一轮是着力建设农村新社区。通过建设农村新社区节约土地，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土地产出率，提高产业发展水平，解决中小城镇发展的一些制约因素。
四是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工作，省委、省政府以“决战决胜”的精神，打响了新一轮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攻坚战，决心之大，措施之力，前所未有。扶贫工作，既是生产关系的调整，更是生产力的发展；既是精神层面的建设，更是物质生产的过程。要靠党性、爱心、过硬作风，也要有真金白银。所以，要特别重视三点：一要在打基础、管长远上下真功夫。只有扎扎实实地打基础，打牢能够吃饱饭的基础，能够有钱花的基础，能够保障基本生产、生活的基础，贫困农民才能走上稳定富裕之路。二要在产业发展上用苦功夫。贫困地区只有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由自给难足的温饱经济变成商品经济，由单个拼搏的贫困农民变成抱团打拼的商品生产者，由一家一户的奔波方式变成企业化生产和管理，才能够稳定持续脱贫。在特色产业发展上用实功夫，咬定目标，坚持苦干，产业兴起了，贫困农民就根本脱贫了。三要在提升贫困农民素质上用实功夫。贫困地区农民的观念素质、精神素质、身体素质、文化素质、技能素质需要全面提升，要以像对待父母一样的情怀，用实功夫，周密、周到，有效地做好贫困农民的培训工作。提升贫困农民的素质，增强自身自强、自立、自主的能力，这是根本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