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粮食供给制度改革将围绕什么目标推进？
陈锡文：总体来看，这一改革至少要实现四个重要目标。
一是必须挡住进口，这是价格问题。并不是说要拒绝进口，关税配额内的该进还得进。比如刚才讲到的国内玉米产量增长快，720万吨的关税配额从来都没有用 完过。为什么进口会对国内玉米造成这么大的冲击？主要是一些不受关税配额管理但可以替代玉米的产品进口大幅增加，包括大麦、高粱、玉米酒糟、木薯和木薯 粉。
2015年1.2亿吨的总进口量里，除了8000万吨的大豆外，还有4000万吨其他粮食，也就是800亿斤。正常情况下我们需要 品种调剂的大米、小麦和玉米，大约300亿斤，也就是说有500亿斤左右的玉米替代品绕开关税配额直接进入了中国市场。因为它价格低，中国的玉米就有相应 的数量被挤出了市场、顶到库里去了。当前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想办法把玉米替代品的进口挡住，关键是从价格上要有竞争力，要让国内的市场价格回归到市场水平。 顶住这部分进口，国内的粮食市场和粮食生产才能正常运行。
二是新的库存不能再增加。现在玉米的库存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不能再增加了，这是数量问题。但政府不能用行政手段去限产，而是要放活机制。这就是第三个目标。
三是不增加库存就得放活市场，这是机制问题。价格合理了，实行玉米购销的多元化主体、多渠道流通，让市场主体都愿意采购粮食，库存的压力才会减下来。
四是不能让农民太吃亏，这是利益问题。农民吃亏大了没有积极性，生产就无法继续，因此要对种粮农民给予合理补贴。现在看粮食是多了一点，但要减下去快得 很。1998年，我们创造了当时的中国粮食最高产量，达10246亿斤，但从1999年开始粮食产量不断下滑，一直滑到2003年的8614斤，供不应 求。2003年底，中央推出一系列支持和保护粮食生产的政策，包括最低收购价，直接补贴种粮农民，减免农业税等，粮食产量才逐渐回升，但也是直到2008 年粮食产量才又超过1998年，一落一起整整10年。
有了这样的经验教训，无论如何要把握住不能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在改革过程中维护好农民的合理收益，是保障粮食生产和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阀门。
三大方向促进农民增收
《瞭望》：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较快，要保持目前势头面临哪些困难？
陈锡文：这些年是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阶段，也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比较快的阶段。从2009年一直到2014年，连续六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不断缩 小。收入差距最大的是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是3.33：1。2014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8844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0489 元，这个比例降到2.75：1。2015年仍是这个态势。
这个好势头能否继续保持，现在来看挑战和压力都很大。刚才讲到，在目前情况 下，大宗农产品价格的提升几乎没有多少可能性，农民在农业上的增收可能会进入一个艰难的时期。农民工资性收入方面，2015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可能降到零增 长，1-10月份比2014年同期少了68000人。
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增长可能陷入停滞，这是新世纪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这种现象可能 跟整个宏观经济有关系。外出农民工就业过去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一是建筑业，现在房地产陷入了“严冬期”；二是制造业和加工业，但目前工业产值占GDP的 比重快速下滑，对农民扩大就业不利。
从2015年的收入结构来看，农民的10489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当中，40.3%来自家庭经营，39.7%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最基本来源，而这两块现在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瞭望》：促进农民增收是一项不能松懈的工作。未来将采取哪些主要举措？
陈锡文：一方面要通过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帮助农民继续增收。实事求是地讲，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或者农民的市民化过程，其推进速度和GDP的增长率、城镇 能增加提供非农就业岗位的机会以及财政收入的增长是正相关的。要想在目前背景下加快农业人口转移，不太现实，但应该加大已在城镇就业和定居的农民工落户的 力度。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好准备，城市的体制怎么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和居住证制度如何落地等，都要抓紧研究和落实。
另一方面是要加快推进农村的创新发展，通过深化改革给农民增加新的更多的就业机会。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提出，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一年多下来很有成效，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强化了这方面的政策力度。
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能够为农民创造就业、提高收入提供基础性保障。比如一二三产业融合最能见效的是乡村旅游业。2014年到乡村去旅游的总人数达到 12亿人，占全年36亿国内旅游人次的三分之一，给农村带去旅游收入3200亿元，直接带动了3900万农民在乡村旅游中就业。2015年这一势头还在进 一步发展。
再者，要通过延长农产品的产业链、价值链，使农民能够在生产环节以外获得更多收益，这方面有了很大成效，特别是农村通过“互联网+”发展电商、网购等，既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也给农民带来新的收入。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三农”问题是短板，因此根据五中全会的精神，必须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解决好“三农”问题上。如果到了2020年，“三农”问 题的矛盾不是缓解了反而更突出，那么全面小康的成色就不够，就不能令人信服。未来五年，虽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问题，但无论如何都要像习近平总 书记讲的那样，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这样才能为中国经济的稳妥转型和持续发展提供足够分量的“压舱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