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成本昂贵必须得到控制
除了种植面积增减和游资是否爆炒外，最大的加价环节在流通。需要顶层设计尽快启动和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的改革。
蔬菜进入消费者的“菜篮子”，要经过种植、收割摘取、净菜、中间商、终端市场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在增加成本。其中，除了种植面积增减和游资是否爆炒外，最大的加价环节在流通。流通环节成本的昂贵，导致因劳动生产率较低而不便宜的蔬菜，进一步趋向昂贵。
治理流通环节，已是一个“老大难”，迄今未取得显著成效。究其原因，是生产、流通和销售三大链条没有形成高效的良性循环。种植户因分散经营的方式无力顾及流通，流通环节的长距离运输需要付出运转成本和多重跨境成本，销售环节则受到不同城市市场管理体制的限制，准入门槛过高。这导致了蔬菜价格的比照效应格外显著：只要有游资炒作某一类蔬菜，其他蔬菜品种就会赶紧跟进，形成恶性循环。
过去，针对蔬菜在流通环节面临的重重关碍，各地提出了不少解决办法。其中落地率最高的就是“市长工程”：由市长出面，尽量提高蔬菜供应的自给率和本地化程度，以此控制蔬菜市场的价格，减弱外地菜流通环节加价给本地造成的冲击。应该说，市长管“菜篮子”是切合实际的应对之策。但随着百姓对餐桌安全的重视越来越高，对蔬菜质量、品种要求也在相应提高，因此仅靠提高蔬菜供应自给率，不可能满足百姓需求。而从全局来看，蔬菜供给的自给率越高，蔬菜的市场发育越缓慢，因价格走低而导致种植面积大幅缩小、导致供需失衡的风险也越大。
长远看，保证“菜篮子”的丰富和价格稳定，必须治理流通环节。在跨境治理流通环节尚缺乏相应配套行政体制的情况下，地方不是没有可优化之处。实际上，目前许多城市的市场治理思路，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蔬菜进城的成本。比如，农民进城直销困难，社区蔬菜营销点建设不完善等等。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城市人口进驻城市，这种滞后的管理思路将更加凸显。从保证“菜篮子”的长期稳定出发，城市应根据自身条件，在不影响城市区域功能的前提下，扩大农民蔬菜直销和社区营销点，减少蔬菜进城后的加价环节，以减弱蔬菜季节性因素和流通成本昂贵给民生造成的冲击。
从根本上治理流通环节，需要顶层设计尽快启动和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的改革，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今年春天“菜篮子”的波动，发出了尽早拿出具体实施方案的呼吁。
统一大市场是根本解决之道
建立统一大市场，合理运用行政和市场的配置力量，在蔬菜走向餐桌的各个环节都尽量消除壁垒，将制度性成本压至低水平。
作坊式种植经营、信息不对称、游资在一级市场垄断、流通环节各自为政、进城销售困难，结合起来构成了一幅幅市场分割的图景。要让“菜篮子”摆脱周期性困境，走出“菜贱伤农民，菜贵伤市民”的循环，建立统一大市场是根本之道。
建立统一大市场，不是由国家一手承包蔬菜种植经营的生产和销售，而是合理运用行政和市场的配置力量，在蔬菜走向餐桌的各个环节都尽量消除壁垒，将制度性成本压至低水平，尽可能让百姓不再承受“菜篮子之重”。
这就意味着，在种植环节，需适度扩大规模经营，将一级市场的供需信息发布到田头，以更高级的合作形式，让种植户做出合理的种植决策，获得更高的议价能力，保证其基本利益。
在一级市场，应该借“营改增”之机优化央地财政关系，去除炒作游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保护伞，以健康的一级市场改变其投机惯性，使民间资金得到善用。防止以金融创新为名，使金融衍生产品成为加大蔬菜价格波动的工具。
在流通环节，要打破各自为政、各算其账的惯性，调整种种附着在运输上的利益格局，加大对物流行业的资本投入和管理体制改革，规划建立国家级的仓储中心和物流企业，并把蔬菜这样的民生产品作为重点项目，建立国家级的电子商务平台与业已发展起来的民资电子商务平台良性竞争，为最终消除流通环节的贸易壁垒注入外部能量。
在城市管理机制上，改善城市形象、优化城市区域功能应与民生工程进一步契合，保证蔬菜进入“最后一公里”时，不必付出过高成本。同时，针对一二三四线城市的不同功能，预留空间，改进优化，为城镇化率的提高和新型城镇大量增加后，包括蔬菜供应在内的民生供给需求的增加，做好准备。
事实上，在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表述中，相应改革方向已叙述得很清楚。整合贸易流通领域的管理架构，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等等，都为解决“菜篮子”周期性困境指明了方向。关键在于，如何尽快让相关改革到位，并使之发挥出预期作用。
小小的“菜篮子”，折射出诸多领域的改革命题，反映了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使命。季节性因素不可控，而制度性因素可控可优化，这是解决“菜篮子”问题的破题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