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从产业链下游看，“互联网+”将从“空间、时间、成本、安全、个性化”等角度深入改变农产品消费市场，增强农产品消费者的客户体验，实现放心消费和个性化消费。
从时间、空间及成本角度看，“互联网+”通过IT技术突破了时空限制，随时随地传递信息，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农产品供求市场有效对接。从食品安全角度看，“互联网+”通过创造透明的供应链，构建食品安全可追溯系统，创造了农业新价值。现已成为肯德基最大供应商的大成食品，采用高度垂直整合业务模式，用10年的时间，将饲料生产、鸡只孵化及屠宰、鸡肉加工及食品生产整合为统一的经营平台，形成了“从农场到餐桌”的“来源透明鸡肉食品安全保证体系”。目前，在国内市场销售的每一包（箱）的大成“姐妹厨房”鸡肉产品及加工食品，只要输入包装上的安心码，就能通过互联网便捷地查阅包括养殖场、饲养人、入雏与出栏时间、所用饲料、电宰工厂、鲜肉生产及质检、食品深加工等详细信息，使之成为放心食品，同时带来了更高的品牌效应。湖北省的生态农业典型李明华带头的农民合作社，开发了“上种水稻、下养老鳖”的香稻嘉鱼种养模式，从2014年11月起与外部移动互联网平台资源——“决不食品联盟”进行合作，现已成为湖北乃至全国生态农业的典型。“决不食品标志”内含二维码，手机一扫，就会进入香稻嘉鱼大米的互联网页面，可实时查看种养基地的监控视频、食品安全承诺视频及责任险保单图片等。“决不食品安全工程”发起人王义昌说，我们支持消费者的直接监督，从而更好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从个性化消费角度看，“互联网+”不断推出适应个性化需求的消费模式。乐视网的有机农业运营采用的是C2B（消费者对企业）订单销售模式，即运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者需求并据此安排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与此同时，020模式②也在全国范围迅速拓展，线上线下日益融合发展。2013年，020模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本地化势头明显。特别是2014年以来，财政部及商务部加快推进河北、河南等8省56县的综合示范工作，推动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大型电子商务和快递企业布局农村市场。目前，阿里巴巴平台“特设馆”已覆盖24个省份31个地县，在淘宝网注册并正常经营的农产品网店已接近40万个。阿里巴巴的“千县万村计划”现已启动，在未来3～5年内建1000个县级运营中心和10万个村级服务站；2015年，京东计划新增500家县级服务中心，招募数万名乡村推广员。这些网店、县级运营中心和村站将成为满足个性化需求消费的重要抓手。
2.4从全产业链角度看，农业互联网金融应运而生并贯穿于农资购销、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的全过程，有助于构建新的农村金融保障体系
2015年4月发布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2014）》显示，中国当前农村家庭正规信贷的成功率约为27.6%，远低于全国40.5%的平均水平。互联网的大数据应用有助于解决农村金融的风险管理难题，形成新的农村金融保障体系。2015年3月发布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4）》指出，积极发挥互联网金融作用，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大发展。农业龙头企业握有全产业链的信息，因而有条件构筑以其为核心的农业互联网金融平台，并为全产业链的各环节提供投融资及网上支付等服务。2015年1月，新希望公司（国内最大的农牧企业之一）同北京首望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慧农科技，旨在打造千企万家互联互通的农村金融服务网络；3月，诺普信（国内农药制剂龙头企业）宣布以1750万元增资农金圈，成为目前A股首家真正意义上的农业互联网金融平台；5月，诺普信启动“田田圈”互联网发展战略，积极构建可全方位对接农户需求的互联网生态系统。与此同时，大北农以农信网为核心，结合“农富贷”、“农付通”及“农信保”，全力营造业内第一个闭环式、普惠制的农村商务金融服务新体系。上述农村金融服务网络、平台及体系覆盖了农资购销、农业生产及农产品销售的全过程。“互联网+”已嵌入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3、以“互联网+”优化产业链、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选择
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已粗具规模，但“互联网+”优化农业产业链的引擎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以“互联网+”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深层次转变还存在不少障碍。2014年中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89元，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8.8%，农村网民数量超过1.78亿[13]。但目前仍未充分发挥“互联网+农业”的服务化优势，农民增收路径狭窄；部分地区的信息服务基础薄弱，农村仍存在“信息获取鸿沟”及“最后一公里”问题，还有5万多个行政村尚未通宽带；拥有计算机的农民家庭比例不足30%，农业数据资源利用率低，农业大数据的应用尚处在起始阶段，有待进一步释放其发展潜力[7]。此外，当前大多数农民的互联网意识以及技术敏感性较弱，有待通过普惠教育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并不断拓宽“互联网+农业”的人才培养工作。
未来，要发挥“互联网+”优化产业链并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做好以下3方面工作：
第一，充分发挥“互联网+农业”的平台服务与增值服务互补的服务化优势，努力开辟农民增收新渠道。在整体经济日益向服务化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下，中国农业在通过农业产业化提高生产率的同时，急需增强信息化的引擎动力，进一步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互联网+农业”作为服务化的新业态，可依托互联网平台作为服务化主要载体的功能及其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之优势，推动“公司+农户”向“网络+农户”转变，让农民直接融入增值业态，从而消除以往中间层层剥利的诸多环节，有效化解产业化条件下公司与农户间的利益矛盾，开辟更多增收渠道。服务化的关键是电子商务化。农业服务业在电子商务带动下现已形成3类服务业态：一是农业电子商务交易服务。二是农业电子商务支撑服务或平台服务（包括网上支付、物流快递、云计算等基础性电子公共服务，有助于规模化生产及获得社会化服务的成本领先优势）。三是农业电子商务衍生服务（主要指基于平台上的应用服务，包括交易之外的其他产业链、价值链上的增值服务）。
其中，第三类的衍生服务主要提高订制生产（如订单农业）和增值服务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是农民成为增收主体的关键。通过免费的支撑平台及其衍生服务，农业电子商务正成为化解产业化过程中公司与农户利益矛盾的有效途径。以往家庭经营的小生产特征使农户个性化订制的增值性加强，但同时也存在成本性弱的缺陷。“互联网+”的作用就是把家庭经营的个性化弱势变为优势。农户的家庭经营与互联网在个性化订制上具有螺旋式上升的逻辑关系，能够推动农业从同质化的产业化向差异化的服务化方向转型升级，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家庭个性化订制自主经营与产业化大生产对接之路，实现家庭经营与产业化矛盾在更高层次上的扬弃。
第二，努力搞好“最后一公里”，做好农业大数据应用服务。“互联网+农业”除依托互联网平台外，也离不开服务体系。中国农业现已形成自上而下的服务体系，“村站”是这一服务体系中新增的社会力量。“互联网+农业”具有市场经济的发展基础，因而能够与政府主导的服务体系形成互补，在社会化服务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农业部现正推进“信息健康支付”，把农民需要的电子商务、公益服务和腾讯企业服务集于一体，并把“村站”作为线上与线下的契合点进行重点扶持。2015年上半年被风险投资界估值10亿元的“村村乐”网站，其重要经验是先搞好“最初一公里”：“村村乐”创办5年来，着重在农产品供求、就业创业、农村旅游等方面给予农民帮助，会员可以在“村村乐”平台上免费发布合法的营销信息；“村村乐”力求实现商务活动公益化全兼容的运营平台，现已形成60余万人口的村庄覆盖；“村村乐”还瞄准大学生村官及科技致富带头人这两个意见领袖群体，选择他们担任“站长”，并为农村商店提供免费WiFi与超市管理系统，有效解决了“最初一公里”问题。此外，应借助“宽带中国”战略，重点解决“宽带村村通”问题，不断加强涉农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并加快研发和推广适合农民特征的低成本智能终端；同时，建立国家农业大数据研究与应用中心，覆盖农业大数据采集、加工、存储、处理、分析等全信息链，面向国内外市场推广农业大数据的应用服务。
第三，积极发展“互联网+农业组织”，加大培训广度与深度。当前互联网链接农产品最高效的组织形式是“互联网+农业组织”。由于中国广大农村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已形成独特的价值观及其生态系统，只有借助组织化的形式，以榜样的力量（由村长、大学生村官、农业合作社、农业经理人、农业种植大户等来做电子商务）进行引导，才能有效地促进农民转变、加快其自我成长的进程。各级政府要划拨专项电子商务培训资金，与大、中专院校或相关企业合作，培训农户参与“互联网+农业”的业务技能，特别要有意识地培训一些新型职业农民、返乡创业人员、合作社社员，让他们成为拥有互联网思维、掌握信息化技术的市场主体；同时，要大力研发基于智能终端的在线课堂、互动课堂以及认证考试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教育平台，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移动化、智能化，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现在每个村基本都有大学生村官，可充分发挥这些年轻人熟悉电子商务的优势及其示范带头作用。从长远角度说，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技术本身的问题，还涉及农民思维习惯的转变。要在技术及技能培训过程中，努力形成群聚效应，向农民传授新理念、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新的价值取向，使农民从思想深处认知“互联网+”对农业产业链的优化作用及其对转变发展方式的引擎作用，并积极加入到“互联网+农业”的实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