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农业社会的城市形成的这种结构形态，会产生什么样的功能？
2、传统社会的与城市的功能：统治、防卫与交换
村落具有长老教化统治、防御入侵以及交换交流的功能，传统农业社会城镇的功能只是村落的放大版本。
第一，城市的存在主要进行统治。中国传统的城市往往受到礼制的限制，周王朝的礼制成为历代建城的重要标准。马润潮先生认为，政治，而不是商业，决定着中国城市的命运[12]，长安、开封、南京和北京等城市的时运涨落取决于统治王朝对其位置的喜好，防御的需要或者食物供给的便利程度等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个或者哪些城市成为首都。[13]城市往往是政治中心和神权中心，有些城市还承担市场交易以及文化交往的功能，城市生活严格由官方控制，通过修建道路和运河，将帝国首都与其他城市联系起来，共同构成了一个经济的网络。帝国的首都不仅仅是世俗权力的中心，还是神圣的中央之地。大运河的修建，提升了北京的重要性，使得北京逐渐从一个地区性大城市，到了金元时代逐渐变成帝国的政治中心。可见，交通运输的改进，对于中国传统城市命运起到关键性作用，这个网络不仅仅是地理上的网状分布，还具有政治功能层级性，秦始皇建立城市的层级结构：郡县制，通过郡县制的层级结构，帝国的政令能够一层一层地从帝国中心传往帝国每一个神经末梢。就古典希腊城邦而言，互相竞争很激烈，正如柏拉图所言，“无需使者正式宣战，每一个城市都同另外的城市处在一种自然的战争状态，而且永无休止”[14]。到了中世纪，“城市的公共生活以主教堂（宗教权力的象征）和市政厅（城市政治权力的象征）为中心”[15]。
第二，农业社会的城市注重防御。农业支配的社会，社会主要依靠土地所生产的剩余产品供养，因此，城市选址往往需要考虑剩余产品储存的安全性问题，同样，由于没有发明能够大规模用间接劳动替代直接劳动的机器，奴隶、农奴或农民就非常重要，他们是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必须保护他们的安全。当然，奴隶主和地主以及帝国的官员、贵族也需要依靠坚固的城堡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安全。例如，马润潮考证，保卫王室成员的所需要的军队，经常占据城市人口的很大比例；公元1000年的宋朝都城开封大约有1/5的人口与军事力量或其他防卫机构有关。[16]在欧洲中世纪，城堡“不仅是城堡主的安全庇护所，有时也是其臣民的安全庇护所；而且还是附近整个地区的行政首府和附属地组织的中心”[17]。城市的防御职能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城市是文明得以创造传播的重要空间集聚载体，另一方面，城市的出现，表征着社会斗争日趋激烈，武力征服的霸道横行天下，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的高峻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第三，传统城市还具有交换功能。有些城市因占据有利的交易区位而发达起来，贸易盛衰事关城市集聚体的兴衰。广州是公元100年逐渐繁荣的城市，公元8世纪，这里已是相当实力的穆斯林贸易集团的基地，公元971年，宋朝在广州设立了海关衙门，并且到了下一个世纪，这个港口城市独享了外贸垄断权，公元1200年，广州的人口已经超过20万，可列为世界的第4或者第5大城市。[18]从现存的《清明上河图》上可以看到，通往帝国首都的道路密密麻麻，商铺林立。欧洲中世纪虽然城市逐渐衰落，但是，9世纪左右，商人开始促使城市慢慢兴盛起来，“开办市场需要领主给予的特许权，在国王的特许权中，市场权、关税权和铸币权是一体的。并不是所有的市场在后来都能发展成为具有法律意义的城市；反而言之，所有重要的城市都享有市场权，特别是那些跨地域的市场更能吸引外来商人和居民。特里尔的大主教亨利在985年获得大主教堂豁免权之前，就已经把所开办的市场发展成为中世纪城市的核心”[19]。欧洲中世纪末期很多商业性城市，逐渐成为近代文明的集聚地，从那里生发出来的资本主义模式，逐渐在尼德兰以及曼彻斯特等地成长为参天大树。一种制度、模式在哪里生发出来有时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种制度、模式能够在某些地方最大限度地发挥优势，成长壮大起来。
3、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周期性危机与王朝更替
接下来分析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周期性地爆发危机的内在机理。
剩余劳动的积累方式往往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内在动力，如果一个社会总是将剩余劳动从其生产系统中剥离出来，进行简单再生产，就构成了停滞型经济系统，如果一个社会将剩余劳动不断投入到再生产过程中，形成扩大再生产的模式，就会生成一个“扩张发展型经济系统”。“等级制社会结构对剩余劳动的占有和消费的周期性波动,造成了传统社会的特征——王朝更替周期律。”[20]当剩余劳动生产逐渐达到顶峰时，传统社会的权力与享受这些剩余劳动的官员也逐渐膨胀起来。当遇到天灾人祸时，统治集团的消费和享受具有刚性，很难进行削减，他们就会对民间进行敲骨吸髓式盘剥，生产体系遭到了破坏，农民从生产系统中剥离出来，走投无路的失地或失去生存资料的农民走投无路，被迫揭竿而起，于是整个再生产系统逐渐萎缩。新的统治者往往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恢复社会再生产系统，让剩余劳动的积累持续下去。
土地集聚与农民失地互相作用所表现的“正反馈机制”成为王朝瓦解的内在规律。在农业生产占主导的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统治者也正是掌握这种关键资源，从而支配了劳动者生产和世俗活动。在生产力既定的情况下，当未开垦数量相对较多，土地开发呈现粗放式经营模式，当可开垦数量不断，土地可能就会采取集约型发展模式。一个新王朝在初期一般比较注意轻徭薄赋，土地分配相对分散，在经过一段时间，王朝的官员越来越多，分割剩余产品的人也越来越多，就势必会增加租税，这种租税的增加并不是平均的，一些贵族往往免予租税或者能够逃避租税，这些新增租税都分摊在小农头上，再加上天灾人祸，一些自耕农就会破产，土地被地主兼并，剩下自耕农租税越来越重，破产速度加速，这样一轮一轮的循环，最终导致土地大量被兼并，民不聊生，自耕农的分散存在，是整个封建王朝存在的经济基础，这一基础被破坏，社会就陷入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新一轮的土地重新分配的王朝更替的时代就到来了，特别当这种正反馈机制达到了极限，再加上遇到一些自然灾害，负反馈就要发生了，土地集聚抑制力分散力就要起到主导作用，大量活不下去的农民揭竿而起。
西汉王朝曾因土地兼并过度而亡国。西汉大儒董仲舒对于土地兼并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土地买卖导致了土地兼并集中的现象，“（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这种土地兼并导致的结果是“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民转而为盗贼，是对专制秩序的一个严重威胁，因此，他的主张是，“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21]。虽然汉帝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无法克服地主兼并土地的内在冲动。这是因为，皇室、外戚、官僚和地主肆无忌惮地掠夺、占有土地，大量的农民沦为奴婢，丧失了土地生产资料，又加上名目繁多的赋税徭役和连续不断的水旱瘟疫，导致民不能自存、死不能自葬，与之相反的是，权贵们却挥金如土，骄奢淫逸，而且还勾心斗角、争权夺利。[22]活不下去的农民揭竿而起，王莽集团认识到了土地兼并对帝国的危害，采取王田制和禁止土地买卖、限制私人土地数量、超过一定数量土地分给九族乡里、对无地农民授田等新政。[23]新政得到了不少贵族拥护，劝王莽当皇帝者无数，但他们各怀鬼胎，想让别人的土地分给九族乡里，自己的土地不但不分，还要趁机捞取利益，当改制危及自身利益的时候，反对声音越来越大，这样，王莽新朝既没能解决土地集聚问题，又遭到了官僚贵族的反对，最终败于农民起义起家的豪强贵族刘秀。东汉初期，农民起义冲击导致大量的土地荒芜，农民又回到了土地上来，土地兼并现象得到了缓解。王朝更替的内在规律，与土地所有权的集聚与分散存在密切关系，当分散的土地所有权被兼并越来越集中时，大量的自耕农沦为奴婢或佃农，或者逃亡山林做强盗，冲击了土地集聚格局，使得土地所有权进一步分散。没有新的生产方式可以替代旧有的路径，新王朝只不过是前朝的延续，不过仍然是土地集散所主导的实体而已。
中国王朝周期性危机出路。中国社会农业生产集聚与扩散的模式，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级差社会格局：从经济上来说，统治者和地主们掌握着土地这个关键资源，进而掌握了土地上的矿藏、盐铁、货币等衍生性关键资源。统治阶层内部也因为掌握不同重要程度和多寡的关键资源从而形成一个级差的金字塔式经济权力分布格局。
从政治上来看，有两种关键本位：一种是以血缘关系和拟血缘关系构筑的庞大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伦理性，家长、长老以及师傅处于支配性地位；一种是以服从命令体系为核心的官本位网络，这个网络具有森严的级差性。自秦始皇以来，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者往往采取打击关系本位的措施，强化官本位地位。但是，专制王朝出现的各种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农民战争也迫使统治者必须利用这种伦理性关系，礼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各个王朝作为典宪性质的制度。
从文化上来说，维系集权式的政治与不断集中的土地资料的积累，需要从意识形态上对社会进行控制，以论证其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八股取士制度正式将天下读书人纳入了其控制范围，读书人又往往作为君子楷模，成为控制乡党舆论以及普及文化教育的工具。
经济权力、政治权力以及文化权力，共同形成了一个互相反馈的机制，更大的经济权力需要更大政治权力予以保障，更大政治权力需要更强的经济权力作为支撑，同样，更大更强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需要文化权力予以合理化与合法化，更多的文化权力也同样需要更大更强的政治经济权力作为根基。这样的权力循环，共同形成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超强力量。维系这些权力，需要巨大的投入，剩余劳动大量投入到维系官僚等级制度的生产，而不是投入到生产领域，就不能扩大再生产，因此，中国传统社会基本格局几千年来一直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进步极少。土地资源有限性决定了帝国扩张的有限性，土地资源的位置和矿产的分散性，决定了土地积累需要付出很大成本。西方的资本从小到大的成长，正好打破了这种约束条件。因为货币符号相对于土地来说，可以视为“无限的”，又具有打破时空限制的特性，从而可以进行“无限”积累。这种资本积累的无止境特征，迫使资本家最大限度获得的剩余劳动，投入到扩大再生产的领域，整个经济呈现出了扩张的局面，从而瓦解了整个封建制度的根基。从历史上来看，从积累土地财富逐渐转向了积累资本财富，而资本作为一种主导性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模式，是以工业积累为最重要的特征的。
英国圈地运动之所以能够打破传统农业社会的土地积累的逻辑，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新工业形式的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化成为产业工人，还有一部分人移民海外，即使如此，圈地运动仍然给英国带来了阵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引证了当时官方报告和法令，可以看到当时的失地农民在法令强制性被迫进行劳动的惨象。就中国来说，只有到了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导世界的时候，积累土地的逻辑才慢慢被积累资本所替代，这种循环才被打破。
这种因为土地集聚与分散所主导反馈机制，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周期律，代表先进的力量，很有可能打破这种循环的资本，虽在明末就有萌芽，但却受到专制统治和经济超强掠夺，总是难以成长。中国超强的专制统治，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后，才逐渐进入近代历史，虽然比较残酷，但中华民族毕竟走过了那段黑色的岁月。
